眼中的西施

　　■文/袁念琪

　　有句老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读大学的时候，上美学的老师告诉我们：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是因为情人受到审美感受、审美情趣等诸因素的影响而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情人眼里的西施未必就是货真价实的西施；就像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都是好的一样。但它也让我们明白，要真正看清看准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不仅受到自己主观条件的制约，

　　徐志摩这个名字，早在“文革”时就听说了。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从那至今，在这三十多年里；我们眼里的徐志摩，如果用西施来比喻，那就是个百变西施，甚至成了东施。虽然这个世界上的比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跛脚的，可有一比总归比没有脚要好。

　　其实，不是徐志摩本人在变。在1931年三十六岁时就不幸英年早逝的他，还能变什么。变的是我们、变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最初进入我们眼里的徐志摩，是个不被鲁迅先生喜欢的青年。在鲁迅所作的《我的失恋》、《音乐？》、《无花的蔷薇》、《罗曼罗蓝》和《不是信》等杂文里，予以毫不手软的冷嘲热讽。就连徐志摩引以为荣的邀请及陪伴文坛超级大牌泰戈尔访华，鲁迅也在他那篇著名的《骂杀与捧杀》中给以讥讽和挖苦：说这个“头戴印度帽帽”的“徐诗人”，把泰老师说得像个活神仙，使青年离开，使老泰弄得是“老大的晦气”。

　　尤其是在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当鲁迅等人与陈西滢发生论战、PK凶猛时，他是明显偏向鲁迅的对立面的。实际上，自从当年鲁迅讽刺嘲笑了徐志摩的波特莱尔的《死尸》译序，两人就结下了“梁子”。

　　那时的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另一方面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那徐诗人竟敢同伟大领袖力挺的、骨头最硬的鲁迅对着干，那还不把他头上那顶“印度帽帽”丢到太平洋去。他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眼里，不是西施是狗屎。

　　没想到只过了不消十来年，我们眼里的徐志摩真正成了徐诗人。我们读到了他写于1928年的《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咂巴过他的诗；在课本、媒体、出版物里，没有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差点还以为康桥就在伲浦东南汇。天可怜见，才高八斗的徐诗人一语中谶，飞机失事悄悄的走，融入云彩而没带走一片云彩。

　　又过了十多年，徐诗人摇身一变成了徐情圣。在前两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中，浓妆重彩地描写了徐志摩与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下定决心，力夺朋友之妻陆小曼；不怕牺牲，以有妇之夫之身力追才女林徽因；排除万难，力抛结发之妻张幼仪……似乎徐志摩留下的只是爱情，诗不过是敲开爱情之门的一块砖头。

　　三十年来，我们眼里的徐志摩，从一个反面教员到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又从一位诗人变成一个爱情的狂热追逐者。不是我们眼睛出了毛病，也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客观实在太狡猾了。它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或是有意无意地遮掩起一个人的某一部分，或是着意放大和细绘了另一部分。这对已经走的人是不负责的，对正活着并还要活下去的人，又有什么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