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孩小全秀城市生活(图文)

　　能在城里读上书，小全秀很满足。

　　吴全秀与弟弟上学放学都一道。

　　吴全秀，涪陵人，9岁，解东二小4年级学生，3岁时随父母来重庆，现与父母及一弟弟一起租住在渝中区解放东路一老旧的红砖楼房里，父母现在储奇门农贸市场卖小菜。

　　11月11日晨6：40，20来平方米的出租屋内，破旧，零乱，家具简陋，灯光昏暗。身高不到1.3米的吴全秀一起床就在黢黑油腻狭窄的厨房忙碌。她垫着脚尖，舞动着锅铲翻炒着饭菜，动作不失熟练。与往常一样，她是在做一家四口的早饭。

　　“起床了，快点。”饭菜热好后，小全秀摇醒了弟弟吴江涛。她看上去面色偏黄，没有一般城里孩子的娇嫩红润，说话时总是低着头，声音压得很低。“把自己的被子叠了。”她一边吩咐着，一边将竹沙发上的被子叠好——因为屋窄，只有一张床供父母弟弟挤着睡，她就只能睡在沙发上。

　　7点整，两姐弟端着吃剩的早饭，背着书包出门了。这是要给早晨5点就出门卖菜去的爸妈送去。

　　天还黑着，路灯昏黄。一路上姐弟俩不怎么说话，似乎走路对小全秀来说是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不时，她会分散注意力，招呼弟弟快跟上。走了近一站路程，到了储奇门农贸超市，准确地找到父母经营的摊位送上早饭，然后带着弟弟赶往学校。

　　这是吴全秀上学四年来的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家里，7岁的弟弟和小全秀念同一所小学，刚读一年级。她还有个14岁的姐姐，在城里只待了3年，两年前回了丰都她母亲的娘家，现在念初二。“家里有三个孩子，都不能免借读费。大女儿在城里上初中要7千多，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妈妈黄素琼对记者说，因为多子女，在城里，每个孩子读小学都花了借读费1000元（管6年），但全家每月收入也才1500元，“除去每月花费，一个孩子的上学钱要攒大半年”。吴全秀父亲吴仁权则告诉记者，他和妻子是6年前在亲戚的介绍下来重庆做卖菜小生意的。今年40岁的他高中毕业后，曾在涪陵地势十分偏僻的农村老家当过小学老师，还到新疆种过棉花。“没办法，在农村，再使力都养不活3个娃儿。”

　　当天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是小全秀最喜欢的课程。上课时，她很专心，总是目不转睛的看着老师。有好几次，老师提问，她都战战兢兢地卷着手指将小手举至耳后，看上去很犹豫，好像很想回答，但又怕点中。但她一直没有被老师抽中。

　　下午，美术课上，班里的同学都很活跃，时常开开小差，说说话。但小全秀在里面显得很孤独。同学们相互讨论时，她一个人低着头，不怎么和周围同学说话。有时，后座的同学主动找她，她只是羞涩而简单地回应几句。

　　课间，同学们都冲出教室，在过道围成一圈，一起跳绳、踢毽。小全秀却还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远远地看着同学们玩耍，眼神中透露着渴望。看了一会儿，她犹豫地拿出藏在书包中的毽子，小心翼翼地走到同学们聚集的地方。“你也有毽儿呀？”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发现了她，夺过她手中的毽子自己玩。小秀全在一旁开心地看着，有时还插上几句话。

　　“吴秀全在班上很自卑，不擅于和同学交往，班上的集体活动，只要交钱，家长就不让参加。班上大多数女同学都有毽儿，5角一个，她肯定存了很久才买的。”4年级语文老师肖娣对记者说，小学一年级就在该校就读的吴全秀一直很内向，学习还算努力，但成绩就是上不去。“这样多子女的家庭，小孩几乎都培养不精。而且多子女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我们班上，35个学生中，有24个都是这样的家庭。”

　　中午，小全秀快速步行回到家，爸爸吴仁权正在做饭。她自觉地将碗筷摆好。不一会儿，两素一汤端上桌。弟弟回来后，她招呼全家就开饭了。“快吃，吃完了给妈妈送饭去。”中午1：00，小全秀背着书包，带着弟弟，提着妈妈的午饭，沿着早上走过的路，去上学了。

　　“下午4点多，还要到摊位挑菜。”吴仁权说，他的工时很长，早上5点就和妻子出门。晚上7点妻子才能回家，给孩子做饭。他自己中午为孩子做好午饭后，休息一会儿，又要到摊位。吃过晚饭后，他也不能休息，8点多，要到批发市场准备第二天要卖的菜，一直折腾到凌晨1点才能回家，清晨4点多又该起床开始第二天的活路。“我干这个，没有周末，也没有假节日。她（吴全秀）周末就在家洗衣服，照顾弟弟。我们管得很少。”吴仁权庆幸地说道。当记者问到怎样解决小全秀初中入学问题时，吴仁权表示，到时候再说。

　　下午，小全秀背着书包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中午剩下的碗筷。弟弟回来了，打开电视。姐第俩在竹沙发前放一四方木板凳，“组装”成临时的课桌，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作业，一边等父母回来。

　　渝中区教委近期一份《进城就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父母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2.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8.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4.6%。这一群体呈现出文化水平不高、大多缺乏必要技能、进城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工作、收入低等特点。

　　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学生家长到学校来有穿拖鞋的，有宁愿打麻将不愿拿20多块钱订书报的，有说“小学读几年，读了不读了”的……这些都给学生留下极不好的影响。而因为家长的不配合，再加上流动性强，老师尽管对学生付出很多，但一些学生成绩总不见起色，而有些学生稍有起色，家长就把他们带走了。老师们在高强度的工作以后，看不见自己的工作成效，偶尔难免灰心丧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教委在2004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报告》中提出的“切实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的目标似乎障碍重重。

　　2005年，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沙坪坝区农民工定点校之一的斑竹林小学正在做这样一个课题——《城市小学中民工子女养成教育研究》。这是因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兴课题。据了解，渝中区等也在做类似的课题研究，以期能尽快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办法。

　　报告中称，民工子女因家庭环境、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学习习惯、行为习惯、与人交流、情感沟通等方面参差不齐……研究这一课题……以切实解决民工的实际困难、全面提升民工子女的综合素质……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该报告的实施方案内容十分详尽，对行为习惯、学习习惯、情感交流与沟通等各个方面的培养都细致地分成几个阶段，力图循序渐进地达到目标。该区教委初教科陈科长说：“对于那些已经进入我们指定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我们是给予了他们最大的关爱的。”

　　另外，各区为了让农民工子女尽快融入环境，也分别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例如沙坪坝区“收费标准一个样，接受教育一个样，服务态度一个样”的三个“一个样”；大渡口区明文规定“在学生管理、评优奖励、入队入团……等方面，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与本区学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等等。

　　平民学校的现实矛盾

　　敞怀接纳还有多远

　　11日，沙坪坝区初教科陈科长拿着《南方都市报》11月1日的一则报道给记者看，该报道题为《深圳限制外地子女入学》，他说，深圳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陈科长一直表示对这事的报道要低调，因为这样的报道会被农民工看成是“对他们进城的鼓励”，“城镇化进程不是让所有人都涌向大城市，而是指中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不要理解错误了。”“城市对人的容纳是有限的，城市的教育资源也是有限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涌入，实际上是占用了城市基础教育的资源。”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支持陈科长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市教委基础教育科的杨老师说，国家出台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但并没有拨出专项资金，如此一来，流动人口带来办学成本的增大，给城市教育带来了极大负担。

　　而其实，目前我市普九区县的办学条件有很大改善，而义务教育具有明显的“以户籍为准”的属地性质，但由于人口的流动，很多村校、中心校的生源缺乏，有的班只招收了十多个学生，而国家还是按照当地户籍发放“两免一补”，这样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流动人口聚集地教育资源紧张，农村的教育资源有的则趋于闲置。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更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有关人士曾质疑的“尽管城市给了这些孩子们一个读书的机会，但这样的定点，会不会人为地凸现他们的农民工身份，将他们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边缘化，而无法真正与这个城市融合？”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

　　与既在积极努力改善农民工子女环境又陷入矛盾的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不同，重庆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牟映雪认为：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他们的子女作为公民有权利享受这部分资源，有权利享受平等的教育，他和城市小孩的区别，是中国户籍制度留下的问题，孩子不应当承担这种不公。她还表示，教育本身要适度超前，资金的紧张正说明了这点。

　　解东二小校长徐强站在学校方有些忧心忡忡：“很多农民工的这一代基本都在城市长大，几乎是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了，如果留在城市又不能很好地融合进城市生活，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没有在城市生存下去的能力，就将是城市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是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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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