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街，本色忆念

　　蒋维明

　　那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我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从川大跨过高拱的九眼桥石桥，西行进城，须得经过被统称为水井街的街道。实则，这一段路，按《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成都地图》，包括新（星）桥街、金泉街、双槐树街、水井街、水津街，止于东门大桥。这条街虽不如东大街、春熙路那样繁华，却也是东门外河码头上的一处商业区。

　　馆子

　　过九眼桥头左拐，有一处三开间的红锅大馆子。前厅后楼，厅堂一边摆了几张桌子及条凳，另一边是火旺油辣的厨房，在锅瓢碗盏的合奏声中，爆炒肝腰的香味弥漫开来。大铁锅里垒起一人多高的蒸笼，直冒热气。中午时分“打拥堂”，胖厨师还要站上高木椅，在堂倌“粉蒸肉，出堂”的吼声中，动作麻利地揭开蒸笼盖子，笑吟吟，不顾烫手，将“扣碗”里的蒸菜，翻进盘子里。

　　从前面店堂登上几步石梯，是升高了半层的吊脚楼。雕花木窗尽都撑起，敞开的窗下，便是碧波荡漾的锦江了。顾客既品美食，又品美景。那时江面还有打渔船，供食客尝鲜。渔歌宛转，把人引入《水浒》里描写的临江酒楼的意境中去。

　　“拥堂”打过之后，胖厨师心境甚好，必满脸堆笑，又微露狡黠地向大学生“请教”，指着饭店悬挂的招牌，“大 春”，问你中间一个是啥子字。新同学十有八九被考住。胖厨师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自问自答地说：“陶亮生先生晓得，山水土合在一起，便是‘地’字。”（若干年后，读黄稚荃先生的《杜邻存稿》，始知这是武则天造的字）

　　在“大 春”街的斜对面，有座一楼一底的青砖抹灰的“洋房子”，木框窗棂，嵌上玻璃。整条街上，只此一家新式建筑，犹如鹤立鸡群。此楼原属盐业部门，后来一度是成都市科委的机关所在。首任科委主任是蜀中名儒周太玄（与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同学）的哲嗣周孟朴先生。

　　再往西行，过了金泉街，在双槐树一带街的两边，开有几家小食店。屋檐伸出，与街边的槐树相接，屋子又矮，店铺因之光线暗淡。然而桌椅擦得很干净，内中不乏清代的方桌、太师椅，黑漆斑驳，透出古色古香的幽光。多为住户自行开店，个体经营的女老板，兴许便是鼎革之际急遽衰落了的中等家庭的闺秀。为了谋生或接济亲人，只好抛头露面，守着红泥土灶，烹调出可口的麻酱面、甜水面、酸辣面；抑或三合泥、油茶或汤元粉子、荷包蛋什么的，卖给路人解饥饿。食品干净可口、价廉物美，按当时物价，仅几分、角把钱一碗（大米当时一角七分一斤）。亦有冷啖杯酒馆，下酒菜肴相当的平民化：炒胡豆、落花生、豆腐干、盐蛋、皮蛋、卤肉而已。喝酒的人，大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谋划着如何挣钱填饱肚子。即使彼此交谈，也都是轻言细语，欲说还休。没有使酒任性的张狂，更没有划拳呐喊的喧嚣。那是一个刚经过疾风暴雨全面整肃的年代。

　　黄伞巷

　　在统称作水井街的金泉街段、双槐树街段的南侧，像毛细血管一样，平行地向锦江方向伸出几条小巷：孙家巷、存古巷、大同巷、黄伞巷。内中，黄伞巷大有来头。据父老相传：清乾隆时翰林院编修顾汝修住此巷内，家有御赐黄缎伞一柄，小巷以此得名。然而民国《华阳县志·人物》予以否认，认为汝修未受此赐。

　　顾汝修是一位不应遗忘的乡贤。汝修字息存，号密斋，成都府华阳县（管辖成都东城及东郊）人。乾隆七年壬戌考中进士，点翰林，后升任直隶顺天府尹（管辖北京及京郊区县。洽所在大兴。有一年闹春荒，粮价大涨。朝廷为了平抑物价，发售平价米，分四门各发售米十五万石。每天来买米的人有七八千。由于顾汝修组织得好，“先为厘定章程，收钱发米，先后次序，无不井井有条，民人均沾实惠，口碑载道。”史书上说他“为人强毅正大，有古大臣风”。（《锦里新编》）

　　乾隆二十一年，他请假还乡扫墓，回到成都双槐树街南的小巷故宅：……

　　才作还乡人，不作他乡梦。

　　亲友喧草堂，周旋事迎送。

　　问讯有存忘，喜报翻或痛。

　　当时素心人，晨夕朝与共。

　　新豆初破荚，宿酒特开瓮。

　　蔬蛙韭弄黄，竹林笋迸缝。

　　鸡黍纷相邀，订者如聚讼。

　　芳鲜日罗列，各为归客供……

　　诗歌生动记述左邻右舍对他的欢迎，极富于人情美。可是，刚刚住满两旬，一道圣旨颁来，要他出使安南国，代表朝廷去对安南国王“册封”（当时安南是清朝的藩属国）。

　　当时，对代表皇帝出使藩属国的钦使极为看重。士大夫中间有“不能为帅愿能为使”的说法。为了“钦使”的威仪，皇帝特赐予一品官（顺天府尹为四品官）的绣有麒麟图案的官服，以及龙旗、御杖、裘马、珠冠（四十年后四川罗江李调元堂弟李鼎元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亦享此殊荣）。由于时间仓促，颁旨之日，即令随从人员将珠冠、官服、龙旗、御杖奉送至成都会合，取水路出川转赴安南。

　　御杖即御用仪仗，内中就有黄绸伞盖。当这支捧有诏旨和冠服仪仗的队伍来到水井街顾府时，四川总督必偕川西道、成都府、华阳县恭候迎接。那情景定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黄伞巷便从这天起被民间命名了。

　　御仗威仪、黄伞高张，那是“钦使”礼制所然，其实顾汝修不喜张扬，是位淡泊名利的人。退休后，曾受聘掌教四川的最高学府锦江书院，造就人才甚多。他待人接物极为谦逊温和，优游林下二十年“小帽敝服，往来村市间，人不知为旧京兆也”。他著有《钓引编》《味竹轩集》等作品。

　　望江剧场

　　过黄伞巷不远，便是水井街了。街北，原有一座真武宫庙宇，因年久失修，到民国年间便已坍塌了。１９５０年６月，“民乐川剧团”成立。主要由“银联票社”川剧组的部分成员及流动艺人徐伟鸣、罗文彬等组成。“民乐川剧团”利用真武宫废弃的庙坝搭起竹棚，因陋就简敲锣鼓唱川戏。由于水井街口子是东门外的“回水沱”，留得住人，演出一直红火。１９５２年正式修建起一座剧场，命名为“望江剧场”。“民乐川剧团”也更名为“望江川剧团”，归属成都市东城区文教局领导。

　　由于当时文娱场所不多，艺术品种稀少，川剧几乎成了“一花独秀”，观众踊跃。望江剧场或为东门外民众的精神乐园，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都喜欢看戏。夜场天天演，逢星期日加演三场，早、午、晚。不愁没有观众。

　　以望江川剧团为中心，四周饮食业、茶馆业逐渐兴起。等候看戏，等亲戚朋友，常常在望江剧场对面的小茶铺喝茶，茶客喝的是“溜溜茶”，泡两三开，匆匆走人。

　　老茶客却喜欢选择这一带最大的茶铺，名叫“映月”。铺面宽敞，屋宇又有“进深”，能安下几十张茶桌，容纳一两百茶客，茶客多为手艺人、商贩、或从锦江河上岸来玩的船工，淘河沙、卵石的工人。不少中年以上的妇女带着手工活儿，邀邀约约，来这里围一桌，边喝茶边摆闲龙门阵、街巷新闻；嘴里说三道四，手中或勾网子，或织毛线，或纳布鞋底，从从容容，消消停停，休闲干活两不误。

　　望江川剧团的剧目、演员，必是茶客的重要话题。有一年，望江川剧团到重庆巡回演出归来，在剧场门口用玻框展览演出《红楼梦》的照片。照片小，人又围得多，太君老娘们挤不拢去，又极想知道“本地新闻”，便选派两位年纪轻、手脚麻利的小媳妇去“打探”，她们仍坐在“帐中”（茶馆）等听消息。

　　不一会，小媳妇奔回“禀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观看了“我们望江”演的川剧……另一位抢着“补充”：“我们望江”当家小旦李素彬演《红楼梦》，苏联专家上台跟她合影，好安逸！啊，不只是苏联专家，还接待过波兰、德意志、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外宾……他们与剧团休戚相关，他们对演员敬重而亲昵。太君传令：今晚都去看《红楼梦》?选说罢小心翼翼地从荷包里掏出几张已经购得的预售票。

　　冬日苦短，当马力不足的昏昏电灯刚一拉亮，“望江”的锣鼓敲响了，茶客们戏呼之为“唤狗锣”，唤出一大批戏迷拥进“望江”。大茶馆顿时门庭冷落。茶倌们抓紧时间收茶碗、扫瓜子壳做卫生，准备迎接下一批喝夜茶的客人。

　　名教授

　　看“望江”川剧的不只是国营厂矿工人、工商业者、船夫运工以及家庭主妇、婆婆大娘，内中还有几位颇负盛名的教授、学者。

　　就在“望江”正对面有一座精巧的小院，是四川大学的一所教职工宿舍。居住在这个室外有大小天井，室内有木地板、天花板的宿舍内住着蒙文通、林如稷、任二北等教授。

　　蒙文通先生，四川盐亭县人。父亲蒙君弼，为盐亭县“禀生”（秀才中的优秀者，每月奖以官银若干）。伯父蒙裁成，晚清名儒，曾被李劼人写入《大波》之中。文通先生幼承家学，后来至成都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附属中学，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等是同学。１９２４年南走吴越，曾拜谒国学大师章太炎，与谈今、古文之变。后入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所办之“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家哲学，与国窗好友汤用彤、熊十力交游，学问精进。１９３３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与汤用彤、钱穆共事，三人切磋学问，“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未尽”（钱穆《师友杂记》）。

　　抗战军兴，蒙文通回川，任川大教授。先后写成《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等著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蒙文通先生在川大讲授元史。先生中等身材，较胖，是一位美髯公。整洁的深蓝色中山装上，银须飘拂，俨然仙风道骨。先生是位雅俗共赏的达人，有次抛开讲稿大纲，在课堂上盛赞他家对门望江川剧团演出的《王华买父》既新颖又深刻：皇帝扮孤老访贤，插草标自卖。樵夫王华怜之，将其买回侍奉。皇帝察觉王华心灵纯美，生活拮据，乃送以宝珠，王华持珠典当，县官诬以通匪而夺珠，并拘捕孤老入狱。事为丞相得知，入狱见驾，恶徒受惩。蒙先生把这出戏和儒家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和佛教的惩恶扬善理念联系起来，总结出“来自民间的川剧，其剧目大都具有人民性”。

　　与蒙先生结邻的林如稷先生，则是清矍古貌、文质彬彬。先生是资中人，１９１９年“五四”时期，他在京、沪求学。他于１９２１年约集京沪两地的文学青年陈炜谟、陈翔鹤、邓均吾，组织了文学社团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他们的文学创作，曾受到鲁迅的赞扬。他又远涉重洋，赴法兰西留学，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欧先进文化的滋养。１９３０年回国后，在坚持创作的同时，还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精品，其中如左拉的代表作《卢贡家族的命运》。

　　抗战爆发，林如稷于１９３７年８月离京回川。先后在四川大学、光华大学任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任川大中文系主任，兼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因之，几次川剧剧目鉴定工作，他都付出了心血。望江川剧团近在咫尺，每有新剧目（如《李秀成》《金田起义》等）他都责无旁贷地去看戏，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１９５７为准备成都市川剧团首次赴京演出，林如稷还应李宗林市长之约，参加过川剧传统剧目的剧本加工。他还创作了反映川东乡土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西山义旗》。

　　居住在水井街川大教师宿舍的任二北（中敏）教授身体很健壮。人不高，很敦实，走起路来像小跑，脚下蹬出声音来，“人还未到，足音先闻”。任二北先生由于曾经担任过胡汉民（国民党右翼首脑）的秘书，长时期未安排讲座，因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伏案工作，五十年出版《唐戏弄》等专著、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研究敦煌变文的论文。

　　二北先生喜欢饮酒，有时酒醉微醺，便扶醉入梨园，过街进入“望江”，欣赏巴歌俚曲，以与他心目中的古曲雅音相对照。８０年代，先生被调到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以气候不适，请调回故里江苏，任扬州师范学院教授。

　　“唐火神”

　　水井街上，有一位儒医唐步祺。步祺先生是四川荣昌人，潜心医术，经验丰富，善用“扶阳”类热性药品（如生姜、附片之类），味少而量重，被人称为“唐火神”，尤精于治疗中老年人虚弱病症（亚健康体质）、咳嗽、哮喘、虚痨慢性病等。他用药精，颇享盛誉。先生既明医理，又多实践，后来陆续写作出版了《咳嗽之辨证论治》《医理真传阐释》《医法园通阐释》《伤寒恒论阐释》等专著。８０年代以后，“唐火神”应邀去德国治病，由于疗效显著，很在德意志“火”了一把，还收了一些碧眼金发的女弟子传授中医药学。后来水井街拆老街，唐先生迁至交大广厦小区，依旧有患者老远地驱车来求医。

　　水井坊

　　水井街、水津街、金泉街，都因水而取名，自古以来，水质很好。有“清泉珍贵如金”的记载。水好宜烤酒，六百年间，全兴酒坊在这里默默奉献出佳酿琼浆。

　　明末清初的战乱，成都受害惨烈，全城毁于一旦，虎豹横行，城东一带亦是一片废墟。清康熙四年诏令移民入川，继后成都重修城坊，恢复元气，城东又趋繁荣。老井新泉，重被利用，全兴酒坊又恢复生产，５０年代，在“望江剧场”斜对门便有全兴厂的曲酒生产车间和售酒的铺面。整日酒香飘散，异醴芬芳。

　　１９９８年全兴酒厂改装天然气输气管道，招民工挖沟，挖至两米深处，发现酒坊遗址。１９９９年春，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省、市文物考古单位在厂方的大力协助下进行发掘。随着发掘的深入，奇迹不断涌现。

　　在水井街酒坊遗址，惊现了三座“晾堂”——用于拌料、配料、堆积和前期发酵的场地，“晾堂”依次重迭，始建年代分别属于近现代、清代和明代。同时掘露出酒窖、灶坑、蒸镏器基座等酿酒遗址，还出土了数百件陶瓷酒具等遗物。水井坊当即被评为１９９９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后来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井坊遗址因其具有丰富的酒文化资源，被评为“最古老的酿酒作坊”，载入世界吉尼斯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