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支出”折射出制度缺陷

　　□山东省德州市石敬涛

　　请吃饭、送红包、报销单据……郑州市委托民间机构于近日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今年当地企业用于与政府部门“搞关系”的非正常支出，比去年几乎翻了一番。400多家受访企业中，与政府部门“搞关系”支出超过万元的企业比例达到14．6％。（《新京报》11月20日报道）

　　“搞关系”的滋生蔓延，与公共服务环境的恶化和公务员队伍与政府官员的腐败不无关系。而郑州市副市长孙新雷也认为：“对这样的调查结果，我深有同感，市直有关单位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确实该改改了。”而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如果仅仅停留在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的层面上进行反省，或者以此对症下药，显然是浅表化的。“关系支出”下所遮蔽的“搞关系”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困境，才是真问题。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这一次次的具体博弈，对于企业而言，其实就是一次次具体的“搞关系”行为，比如请吃饭、送红包、报销单据……并从而产生了数额不小的“关系支出”。

　　400多家企业中，与政府部门“搞关系”支出超过万元的企业比例达到14．6％，这一组沉重数字所折射出的，正是当前企业这种非制度化生存窘境和生态的一个写照和体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育不完善的因素；其次就是在当前大多数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还太强，与政府部门还存在“藕断丝连”的官商纽带，而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下真正独立的理性人，从而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交换等行为提供了滋生暗长的条件。

　　总之，400多家企业中，与政府部门“搞关系”支出超过万元的企业比例达到14．6％这一事实，其警示意义，不在于“有关单位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而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在于如何给企业一个制度护佑与呵护下的生存环境，拯救其于“非制度化生存”的水深火热之困境，不必让企业再一次次去博弈，再一次次去“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