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举债有没有“临破点”？

　　假若把企业破产的概念引到现行的财政管理机制当中，一些地方财政恐怕早已越过其“临破点”了。据11月20日《成都商报》报道，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的甘肃玉门市，为筹建其新市区，迁城费用竟开下了7亿多元的巨口。其中刚建成不久的世纪广场被扒掉重建，仅新建总投资就达1500万元；而总投资达2800万元的玉门宾馆，属三星级现代化涉外宾馆，却因生意清淡而停止营业。由此可见其出手是何等的阔绰，经济回报又是何等的可怜！豪华搬迁不仅让财政入不敷出，而且已遭际到举债无门的困境。

　　的确，若玉门市政府属一家国有企业的话，靠如此一项败家子式的经营决策，恐怕早已不知破产多少回了。然而，在现行财政管理机制下，企业破产的概念与政府财政管理机制是绝缘的，故而这些地方财政不仅没有破产之忧，更不知自己的“临破点”置身何方。如今，像玉门市的决策者这样，花起钱来素无成本控制意识和风险观念的党政领导，在各地实在是举不胜举。那么，动辄以几倍于自身财力的规模兴建形象工程，其所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资金又从何而来呢？除了象征性的财政投入外，其它的资金来源渠道，便只能是银行贷款和拖欠两条道了。比如近年来玉门市搞的许多项目都属于负债项目，仅建设局的负债规模就已超过了1亿元，若为企业，不仅属负债经营，恐早已置身破产之列矣！

　　试想，如此一个豪华的搬迁计划实施完毕，即便是玉门市所有人员不吃不喝，其还贷期限尚需长达5年之久。假若玉门市是一家企业，除了整个企业会面临关门破产的命运，那些企业领导也将被债主追赶得无处藏身！而若置换为把持公共财政的党政领导，之所以不会像企业决策者那样顾忌举债无门而破产，就是因为在现行的公共投资体制中，政府投资的项目向来不用搞“成本核算”，更无人考量其“产出效率”，所有诸如政府效能或行政成本等指标，也根本不会出现在对相关党政领导进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当中。当然，政府作为产出公共产品的特殊机构，其投资的项目多以“社会效益”来计量，但是由于类似于豪华搬迁这样的形象工程，其早已彻头彻尾地代表了少数官僚的利益，不仅无助于增加民众的福利总量，反而伤害到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故而惹得天怒人怨的豪华搬迁，其“社会效益”早已成为负值无疑。可如此既无经济效益又无社会效益的豪华搬迁，假若放到企业的经营模式之下，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即便是企业决策，其举债规模也不敢轻易触及到“临破点”这样的举债底线。不然，等待它的结局，便只有关门和破产了。然而，而作为党政领导，其做出的每项投资决策，之所以向来不用考虑成本的“临界点”，直至“打锅不算帐”，就是因为在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中，尚不具备绩效考核的内容，以至于党政领导在经济上捅下哪怕是天大的窟窿，也常常能拍屁股走人，而替其还债的，便只有时下优越的官僚体制和无处可逃的民众了。这也是那些党政领导面对几倍于其地方财力规模的豪华搬迁，仍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并迎难而上的原因所在！

　　(稿源：红网)

　　(作者：周士君)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