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编(11.21)

　　歧视比贫富差距更危险

　　童大焕在《中国保险报》刊文说，巴黎骚乱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两点：其一，除了努力追求社会的平等和公正，没有什么能让世界免于动荡、不安与危险。正如法国就业机会平等部长贝格贝所说：“只有通过消除歧视(主要指对大量外来移民的歧视)，而不是部署更多防暴警察，才能重新恢复秩序和平等。”其二，中国的“国内移民潮”已经持续多年，迄

　　当我们这个社会许多有识之士在为消除贫富差距悬殊而奔走呼号，我却要提醒大家更加重视社会歧视问题，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比前者有更大的潜在危险。很多时候，歧视足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心，而贫穷未必；歧视是对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的践踏，而贫穷不是；歧视会激起人的仇恨，而贫穷未必。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环境里，贫穷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而歧视则是社会强加的铁的枷锁，个人的力量难以挣脱。正因如此，因歧视激起的仇恨远大于贫穷本身。尤其对于“移民第二代”来说，更是如此。

　　民企不可轻易多元化

　　《北方时报》报道，曾创造“巨人”辉煌的史玉柱最近在一次论坛上说，企业走得太顺，就容易头脑发热，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成。从1995年开始，“巨人”开始走多元化之路，其中之一就是斥资2.5亿元在珠海修建了72层的巨人大厦，并开发出服装、保健、药品、软件等30多类产品。结果，欠下了两亿元的债务，从休克到死亡，过程非常短。

　　史玉柱说，现在民企几乎无一避免走多元化之路，一做大就多元化，但往往三五年就完蛋。其中道理很简单，领导者的知识面、团队的精力、企业的财力都是有限的。现在各领域的竞争都是白热化，企业只有发挥最大的精力，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立足。投资不熟悉的领域一定要慎重。宁可错过100次机会，也绝不要投错一个项目。

　　社会组织是民意“喇叭”

　　《解放日报》刊登邓伟志的文章说，社会组织是一个宽泛庞杂的概念。它包括社团、行会、中介以及其它社会自治组织。一般来说，社会组织是指非政府、非盈利的自治组织。几何学上，三点则稳。有了政府、市场，再加上社会组织，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文章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政府都难免犯错误。问题是能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能不能把损失减少一些。“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的自治组织是先知先觉的“鸭”。2005年初，挪威被评为2004年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家。可是，以前他们的城乡差距很大，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农民组织。这个只代表全国6%人口的农民组织，在议会中占了15%的席位，因此，他们可以献计献策，于是城乡差距迅速缩小，如今成为“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家”。只有有了兴旺发达的社会组织，政府才能腾出手来，真正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决策水平。

　　文章说，社会组织是群众利益的“高音喇叭”。我们常讲“倾听群众呼声”。为什么有时候想听而听不到、听不清？就是因为社会组织少。什么是民主决策？从社会组织的七嘴八舌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出最佳结合点，就是民主决策。

　　经济将更依赖劳动力转移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针对近来部分城市试图提高门槛、限制农民工流入的做法，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专家在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专题研讨会上，提出了警示：目前，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会经常出现。

　　专家提交的研究报告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中，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到21%。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经占据第二产业岗位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报告预测：随着城市乃至整体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开始趋紧。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持续潜力，将更加依赖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

　　让学术真正“争鸣”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在《北京日报》刊文说，纵观整个学术界，学术争鸣还没有真正“争”起来，“鸣”起来，这与有关部门倡导不力，以及报刊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学术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如果学术界都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学术不是死水一潭，就是低俗化，丧失生机。我很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学术、文化界。当时我是个中学生，在报刊上读到了黎澍先生对侯外庐先生文风的尖锐批评，侯先生很快著文回应，表示诚恳接受；读到了郭沫若与范文澜关于历史分期的争论文章，二老观点相左，争锋相对；《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公开批评上海市委的负责干部曹漫之等名人的学术观点。对比之下，现在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名人、具有高干身份的学者，谈何容易！其实，学术应当民主，而民主的起码标准，是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研究学术批评史的学者，能写一篇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学术争鸣状况的文章，总结经验，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显然是有启示的。

　　国企腐败缘自三大缺陷

　　《法制日报》报道说，国资委纪委书记黄丹华近日表示，国企腐败除了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原因外，体制的缺陷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国资委今后将抓紧制定国有资产监管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把防范腐败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之中。

　　黄丹华剖析国企腐败案件产生的原因，认为主要在三方面有明显缺陷：其一，企业因权力构架不合理、职责不分明和法定责任不到位而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其二，某些人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信念淡薄、法纪观念缺失和心态失衡而生成腐败动机；其三，由于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而构成腐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