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他们以乞讨为生

　　王寻

　　编者按

　　近年来，在北京，每每看到乞丐，人们的态度除了同情，总还会带些怀疑：真的还是假的？这种怀疑来自于人们时常听到的，有的乞丐残肢是假扮的，甚至传说有的乞丐是开

　　行乞者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会常年流浪在都市的街头？“收容”改“救助”以后，这些流浪者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带着这些疑问，2003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王寻开始走近这个群体。在长达两年的观察和访谈之后，他掌握了大量关于城市乞讨者的第一手信息。本期《青年调查》特约发表他的调查笔记，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些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

　　27岁的他

　　2005年8月，北京。

　　炎炎烈日下，一名男子正坐在阜成门一座过街天桥上向路人乞讨。天气太热，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了四肢和上身。他的双手、双脚严重残疾，惟一还能看出些“形状”的右手，也仅剩下了三根手指。疤痕已经使他的脸变得扭曲，仅剩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

　　看到笔者走过来，他的脸上露出了憨厚朴实的笑容。他叫小W，来自湖北宜昌，今年27岁。他告诉笔者，自己1岁多时家里失了火，因为解救不及时，肢体落下了严重残疾。尽管如此，小W并没有丧失生活下去的勇气，一直都还希望自己将来能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后来，哥哥成家，姐姐出嫁，家里仅剩下他和60多岁的父母。

　　1998年，小W偶然得知，他们家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当地的政府补助。于是，他来到村里，可村干部总是敷衍他，最后干脆把他轰了出去。“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没有困难户，上面就会给村里发奖金。”他猜测，“大概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奖金吧。”

　　他又找到市里，市里不行就找省里。从1998年开始，“一定要把补助办下来”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一晃6年过去了，他往返于各级民政部门和残联中间，但补助的事就是没人管。

　　2004年5月，小W身上的钱花光了，饥饿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今后得以乞讨为生。在一些热心人的引导下，他曾“转战”深圳等地，当年11月又到了北京。“我真的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乞讨为生！我的父母一直都不让我做这个。他们要是知道我现在这种情况，肯定会气死。我可不敢让他们知道。”听说笔者是个正在做行乞者调查的大学生，小W有些激动。他打开了话匣子，但一直回避说出他的真名实姓。

　　“我现在都是把要到的钱寄给我姐姐，由她交给父母，就说是我在宜昌打工挣的。我父亲有肺结核、母亲有胃溃疡，一直没钱治，现在我要把钱挣够了给他们治病。我想，我年底前应该就能回去了。”

　　行乞者说

　　在历时两年的对流浪乞讨者的观察与访谈中，笔者发现，他们大都是年龄超过50岁的老人。在重点访谈的20人中，有14人的年龄超过50岁，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与年龄相仿的老乡一起进城乞讨的。不仅如此，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乞讨者身体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这些本该在家中享受儿女照顾的老人，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乞讨？

　　“我再也不回去了，我是被他们赶出来的。”来自河南周口的老G愤愤地说道。他今年50岁，家里还有弟弟、弟妹和3个孩子。老G患有关节炎，干不了农活，家里人就当他是个巨大的负担，甚至经常说“不干活还白吃饭，还不如赶紧死了算”。在百般刁难下，老G最终被迫离开了家乡，在北京以捡破烂儿和乞讨为生。

　　老Y来自河南商丘，今年68岁。说起为什么来讨饭，她说：“家里刚刚发了大水，庄稼都淹了，日子不好过。我眼睛又有病，医生说得动手术，要千八百块呢。我想讨些钱，好回商丘市里动手术。”她还告诉笔者，她老家有四五户人都在北京乞讨，大家结伴出来，平时分散在城市各处乞讨，到了晚上就回白石桥附近的地下通道睡觉。

　　除了这些为生活所迫的乞讨者之外，另一些“丐帮弟子”就显得颇为“职业化”了。北京西单的地铁通道里就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磕头帮”。乞讨时，一名男子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同时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男子身边躺着一个小孩，紧闭双眼，一声不吭。这些人通常成群结伙地出现，分布在地铁通道的各个出口。地铁口人流量大，他们看上去又十分凄惨，因此总会引来众人的围观和唏嘘。据笔者观察，他们平均每天能讨到30～100元不等。

　　这些人来自安徽淮北，一共6个，都是亲戚，各自带着小孩出来乞讨。“磕头帮”通常会根据情况经常改变乞讨地点，甚至会随季节选择城市。“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那里的人就会烦你了，认为你这是假的，就不好要了。北方冬天冷，所以冬天时我们一般都去南方要。”领头的人告诉笔者，“一般一年有8个月在外面乞讨，到农忙时，就要回家帮忙了。起初出来讨饭是为了供妹妹上大学，现在，算是半职业了吧。”

　　“收容”改“救助”以后

　　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收容”改“救助”了。对于这一变化，乞讨者有着具体而微妙的体会。2004年初，笔者和一名乞讨者曾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知道现在‘收容’改‘救助’了吗？”“不知道啊。”“那你觉得现在城管对你们怎么样？”“现在不管了，不抓了。”

　　到了2004年夏天，情况有了转变，笔者就曾多次亲眼见到乞讨者被城管队员遣散。再次问起这个问题时，有乞讨者说：“管，他们要是老能见到你，有时还会带你到派出所坐一会儿。”

　　2005年夏天，一名乞讨者告诉笔者，他一般是在朝阳区三里屯地区乞讨，但这里“每周一都会有人搞集中搜救”，据说要是被“捉住”，就得在救助站“关”一个星期。所以每逢周一，他都会到阜成门附近乞讨。

　　值得注意的是，乞讨者大都不愿去救助站接受救助。在笔者深入访谈的19位街头乞讨者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愿意接受救助。有关资料显示，海南省救助管理站共有36间宿舍，可以容纳120人同时接受救助，但平时最多只有二三十人，最少时仅六七人，床位闲置率达80％以上。另据统计，在北京市公安机关告知的流浪乞讨人员中，自愿接受救助的不足15％，85％以上的乞讨者拒绝救助。这是为什么呢？“我不去那里，那里条件太差，连消炎药都没有！”一名中年妇女与城管队员激烈地争执着，边上的小床上躺着一个身形瘦小的小女孩。笔者了解到，这对母女来自河南商丘，来北京乞讨，就是为了给孩子攒钱治病。之所以不想去救助站，是因为“得攒钱给孩子治病，去那里只能住几天，还挣不到钱”。《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的情况确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也就是说，这里的救助是临时性的，不可能管一辈子。而乞讨者来到城市，有的是希望能挣些钱，解决家庭的困难，还有些人是因为“实在过不下去了”，不得不以乞讨为生。所以，对于大多数乞讨者来说，临时性救助并不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城市的反应

　　不能否认，“收容”改“救助”之后，街头流浪乞讨者增多了，这迫使管理者们开始寻求新的解决之道。面对骤然增加的流浪乞讨者，有领导要求，在重大节假日和两会期间要开展集中搜救。一些不愿接受救助的人员，也要尽量使其去救助站，由救助站安排他们在那里过夜，如果受助者第二天要求出站，救助站予以放行。

　　到了2005年5月以后，救助工作有了进一步举措。某救助站管理人员告诉笔者，逢“9”救助（每月的9日、19日、29日，都会开展针对街头流浪乞讨者的集中搜救活动———笔者注）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的证实。他还透露，在一些定期的“专项整治”活动中，辖区内繁华街道上的乞讨者大多会被半强制性地拉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并在那里待上一周左右。除非有“寻死觅活者”，否则一概不准出站。

　　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者采访调查的过程中，救助政策的执行者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乞讨者的厌恶和鄙夷，尤其是工作在最基层的人。

　　有管理者曾经说：“职业乞讨很多时候是利用了群众希望救助贫困者的善良心理，我们在关注需要救助的人群时，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也有必要扩大宣传，提醒群众不要盲目施舍。表达爱心的方式有很多种，捐钱捐物可以到救助站一类的救助机构，他们会合理地运用资源来救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还有一些管理者认为，流浪乞讨人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可能不利于城市形象的健康发展和市民的安居乐业。

　　对于这样的管理理念，有专家认为，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造成矛盾的激化。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应当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爱心，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缓和矛盾，使弱势群体的问题得到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