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期的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一般来说，在这个时期会出现重化工业的急剧增长，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的需求会急剧增大，因此，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等矛盾会格外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环境容量已经非常有限的国家来说，必然会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

　　□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缺少自己的知识产权、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缺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但在经济上难以掌握自主权，充其量只能跟在别人后头爬行，在政治上也很难真正“挺直腰杆”

　　□“环境友好型”这一概念，是有特殊含义的，即更加强调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优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之间的亲密性和和谐性，从而也就更能增强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新时期、新阶段党中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勾画的新蓝图和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也是在新时期、新阶段指导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平稳较快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建议》总结和分析了“十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当前所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确立了保证今后五年和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方针。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突出问题

　　正确把握并贯彻中央《建议》中提出的主要精神及各项重大决策，首先必须要客观恰当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和所取得的经验，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及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看，我们正面临着由总体达到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经过20多年的奋斗，到1990年我们已经走完了第一步，即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到2000年又走完了第二步，即人均GDP达到了800美元。这时，我们宣布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达到前两步的目标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就表明，在进一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正处于由总体达到小康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转变阶段。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认识“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的不同。所谓总体达到小康，虽然比解决温饱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个“总体”实际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在这个平均的背后，还掩盖着许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在实现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过程中，有些差距，例如城乡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相对拉大。再如，这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有些社会问题，包括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公共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矛盾相对突出。这些矛盾如果不注意解决，不但会影响社会安定，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们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是说，如果在我国，城市发展了而农村还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了而社会发展还相对滞后，平均起来可以说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决不能说是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这就是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统筹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从我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水平来看，我们正面临着由“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变这里所谓“起飞”阶段，是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亦即指一个国家处于一个低收入、低消费和高积累、高投资阶段。所谓“成熟”阶段，是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也是指一个国家处于中低收入水平阶段，或者说人均

　　GDP大致在1000美元-3000美元的阶段。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大家都在结合国外的一些经验教训，研究为什么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实际上，这里不但有经济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从经济原因来说，一个国家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基本上走完了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再加上人们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必然带来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较大变化，从而引起经济发展主导部门乃至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较大变化。一般来说，在这个时期会出现重化工业的急剧增长，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的需求会急剧增大，因此，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等矛盾会格外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对于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环境容量已经非常有限的国家来说，必然会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否则，就可能产生严重的供需矛盾和重大的比例失调，甚至引发经济危机。从社会原因来说，由于这一时期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追求效率和数量的增长仍处于优先地位，因此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业矛盾的突出乃至社会阶层的分化，都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高速发展的代价。此时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先富与后富的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等也会格外突出。因此，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发展，因为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述矛盾才能得到一定缓解；另一方面也应十分重视解决由此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否则，如果任其激化，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进一步的发展。从政治原因来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随着广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要层次和精神追求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总体上说，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受人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意识等会进一步增强。所有这些变化，必然会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为此，作为执政党及其各级政府，就特别要重视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不断转变执政理念、改革执政体制、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执政水平。

　　（三）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我们正面临着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精神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事隔10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10年前的建立到10年后的完善，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里的所谓完善，并不是轻轻松松的修修补补、填平补齐或锦上添花，而是攻坚、是决战。之所以说是攻坚，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好改的、能改的，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需要完善的大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些更为复杂的深层次的问题。之所以说是决战，是因为我们离原定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剩下不到5年的时间了。而有些改革也不能没完没了地打持久战。

　　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处于“爬陡坡”的关键阶段。如果大家齐心合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就能攀上顶峰，达到预期目标。否则，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深化体制改革，打好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仍是“十一五”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艰巨任务。

　　（四）从对外开放的水平看，我们正面临着由选择性、低水平的开放向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的转变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一是得益于改革，二是得益于开放。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促进了改革。但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前，我国对外开放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开放的范围，还是开放的方式，水平还都不是很高。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变阶段。首先，在对外开放的范围方面，已由仅对少数国家和地区选择性的开放，转变为必须面对世贸组织所有成员的全方位开放；其次，在对外开放的规则方面，已由可以制定各种保护或优惠条件等政策性的开放，转变为必须严格按世贸组织规则办事的法律性的开放；在对外开放的形式方面，已经由以引进来为主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开放，转变为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既要进行加工贸易，又要能够跨国经营的开放。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只有企业能够跨国经营，才能真正做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由此才能真正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我国要真正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除了要在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外，必须要解决的另一重大课题，就是要不断提高全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否则，不但充其量只能跟在别人后头爬行，各种对外开放的负面效应也会逐渐显现。

　　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

　　《建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段话是整个《建议》的精髓和灵魂。也就是说，学习和贯彻《建议》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在认清形势的情况下，重在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轨道。

　　《建议》对我国今后到底要如何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为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提出了一系列的新任务和新举措。这主要包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建议》提出的这一概念，却包含了对于到底如何推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的思路、新的含义、新的举措。首先，中国到底如何走城市化的道路？是大城市化、城镇化，还是大中小相结合？显然，中国不能生硬模仿西方一些国家一步直接搞大城市化的模式。这是因为我们农村的分布太广、农民太多、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太大，一下子让八九亿的农民都涌入大城市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还是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这就是一方面不断促进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确，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虽然有别于一步跨入大城市化的模式，但并不等于只是在现有基础上对农村状况的改善和改良，而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逐渐对现有农村的布局、农村的面貌和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造、改革和改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大农村的公共投入，强化农村的公共建设；深化农村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的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向城市化的总体目标迈进。

　　（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固然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相对来说，最要害的问题还不在数量和比例，而是质量和效益。所以，《建议》强调，要“以自主创新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加快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基本上是粗放经营型的、外延扩大型的、数量增长型的。这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长此以往是难以为继的。应当肯定，在过去的20多年，我们也引进了许多新技术，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缺少自己的知识产权、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缺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但在经济上难以掌握自主权，充其量只能跟在别人后头爬行，在政治上也很难真正“挺直腰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并非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一个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不仅是现实层面的问题，还是一个历史层面的问题；不仅是提高少数科技人员素质的问题，还是一个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问题。因此，应该整体考虑，从解决根本问题入手，而不能就技术抓技术，就创新抓创新。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速度型的、外延型的、粗放型的。这种增长方式不但质量低、效益差，而且基本上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高昂代价的。为此，这些年我们的经济确实是高速增长了，GDP也翻了几番，但与此同时，资源也越来越短缺了，能源也越来越紧张了，环境也越来越恶化了，生态也越来越脆弱了。这对于人均资源本就比较贫乏、环境容量本就比较小、开发历史比较悠久且现实基础又很薄弱的我国来说，继续维持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某种“政绩”而发展，而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但环境污染了，生态破坏了，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人均寿命缩短了，这种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简单的道理，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央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应当指出，《建议》中之所以采用了“环境友好型”这一概念，是有特殊含义的，即更加强调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优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之间的亲密性和和谐性，从而也就更能增强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必须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又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大进步。胡锦涛同志从广义的角度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建议》专门用一个部分具体阐述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其中包括：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的问题；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问题；提高人民健康素质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既是事关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五）以更大决心、更大气力推进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十一五”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奋斗目标，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还是一个改革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要振兴，发展是永恒主题，改革是根本出路。没有发展，中国过去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状况不可能改变，改革也不可能有一个宽松良好的环境；而没有改革，经济社会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更谈不上科学发展、健康发展、稳定发展。因此，《建议》虽然主要是勾画发展蓝图，但仍然用较大篇幅来阐述改革问题。其中特别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建议》围绕如何完善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对“十一五”时期的改革重点、改革要求和改革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明确而深刻地阐述。其中指出：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注重“加强改革开放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注重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这既是当前我国改革进程中应当明确的问题，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这是因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资本市场建立是核心，企业是重要的微观基础。所以，政府职能转变、财税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理应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没有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体制改革就很难整体推进和配套进行。不能及时把改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改革的成果就不能及时巩固，也不能从根本上发挥长效作用。为此，在改革已经到了攻坚的阶段，理应做到上述“两个注重”。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