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11月16日，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向广州市政协常委通报市委对广州“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时提出，今后五年广州的发展将以“正义”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据《信息时报》报道，对此，不少市民认为，提倡正义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有关专家分析，新时代倡导“正义”，并非片面鼓励市民盲目“见义勇为”，而是应该在政府的指导下，引导市民积极配合，形成社会正气。
我不赞成将“正义”目标简单地等同于“见义勇为”，整个社会的公平才是最大的正义，但也不可否认，以见义勇为为表征的时代精神的确是正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我赞赏于“正义广州”的发展目标的同时，也更期待一个更大层面的“正义中国”。而对于市民所关心的见义勇为，我则更加赞赏于专家所提出的在政府指导下的、并非盲目的见义勇为。因为，“正义”更需要最小成本的实现。
见义勇为，愈小成本的投入更容易获取愈大程度的正义，这已是不用多说的道理。见义勇为不仅考验着公民的道德本能，即面对不法分子能否挺身而出，更考验着公民面对犯罪分子时智慧与法治的理性基础，即面对不法分子时能否“见义智为”。然而一些事实表明，虽然我们社会并不缺乏“正义基础”，但很多人却可能因为并不熟谙怎样“见义智为”，而常常使见义勇为的成本巨大。
当我们一旦能够拂去这每一起事件上面令人血脉贲张的光芒，我们也都由衷地感到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见义勇为成本过于高昂。固然，我们社会会因此收获一种精神，一种力量，然而毕竟不可忽视的是，对于一个生命而言，它是百分之百的消逝，而对于其家人而言，也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崩溃。更何况很多时候，这样的付出并非必然获得正义，我们看到，在很多起这种事件中，尽管勇士丧生，但不法分子还是逃脱了。无论什么情况下，让一个手无寸铁之人去面对一群手持利器、丧心病狂的悍匪，其结果都是令人担心的。
而“见义智为”并不代表正义的湮没，却可能意味着更好地实现正义。显然，相对于挺身而出，血溅七步，公民在面对不法分子时理智地选择及时报警，或尽可能地记住歹徒的特征，通过巧妙的跟踪等方式，为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更有利于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担负着公共安全职能的警察机构，我们应当相信通过他们的工作，完全有能力使正义得到伸张。而且，这种渠道的成本是最低的，同时也自然会规避见义勇为时因防卫过当等原因所招致的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