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杀错不放过”疑似偷懒

　　时报新闻眼 李斌

　　去年全国发生数起精神病人闯入学校肇事造成重大后果的惨剧，从而引发了该如何加强对学校周边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控制的反思。“北京市公安部门规定：三代亲属有精神病史者不能当老师”（《北京晨报》11月19日）的新闻，可以说是政府部门反思后积极补救的成果。负责任的态度，却隐约透露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偷懒思维。

　　首先从程序上看，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未免太过随意，至少是对公众的透明度不高。为何不公开这个决定的科学依据？笔者看不出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没有医学界和教育界人士的深入参与，但“精神病人的亲属”指向的人群太广，在医学上精神病的界定模糊、精神病的遗传性存在争议是不争的事实，《美丽心灵》的原型———199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再者，这一规定带有歧视性。之前案件的发生，卫生部门、学校、病人家属有没有责任？不难发现，好多环节稍负责任就能避免案件的发生。而为什么偏偏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疑似的精神病患者？不能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侵害不同意见的少数人，这是公平的法制社会起码的理念，毕竟这不同于在防疫问题上对待动物。

　　有些家长为孩子安全计，觉得这办法不错，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政府针对某项公共事件，根据其对人民的责任、事情安全系数的大小、科学研究不同的判断制定强硬的防范预案也是正常的。这是承担责任者的自然倾向。但是，在没有明确直接的危险信号、所依据的科学判断仍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宽容的态度、细致而非简单化的管理，才是最慎重和最公平的选择。要消除精神病患者对公众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建立由公安、民政、卫生等多部门合作的精神病社区监护体系才是正途。

　　指望儿子监督老子？

　　“中纪委官员表示：高校领导隐瞒腐败将被追究责任”（《新京报》11月19日）。这个题目蛮有意思的，一个“将”字把读者的思维作了一个反向引导：哦，一言惊醒梦中人，原来过去隐瞒腐败是不追究的!而强调高校领导对法纪的认知水平更不免令人浮想联翩：看来隐瞒的情况很严重了，所以连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法纪规条都要大鸣大放。

　　当然大家不必作这样的曲解，表态的关键其实在于“要适当增加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编制”，才能“进一步做好教育部直属高校查办腐败案件”。而这样的提议，恐怕没有抓住高校腐败的要害。

　　高校的小金库、职称评估、招生、基础建设等到处都被有心人大做文章。关键不在于纪检人员不够，而在于高校自体监督的弊端。高校腐败，恐怕当中有不小的部分就是领导制造。而一个本该受到监督的领导者，同时又是监督他的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顶头上司，当他右手握权、左手持剑时，他会自动磨利了剑锋来制衡自己手中的权力吗？纪检人员被置于学校党政领导之下，纪检人员的帽子、位子、银子、房子等等的成色都掌握在高校领导手里，试想，他能有效地追查领导涉嫌的腐败吗？打个比方，指望儿子监督老子？即使纪检编制达到一个领导一个纪检工作人员，其效果也可想而知。

　　无力为民服务纯属扯淡

　　“西部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领导称已无力为民服务”（《经济参考报》11月18日）。县太爷叫穷，原因有二：农业税减免让财政断了“炊”；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也指望不上。基层干部劳心劳力，面对百姓忍辱负重，原本应寄予理解之同情，可看完文章后只有一句感叹———“扯淡”！

　　就拿文中叫苦的县太爷算的一笔账来说，其财政开支包括每年6000万元的教师工资，试想像这样的西部穷县老师年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吗? 这个县能有6000多教师吗?里面的猫腻不言而喻。现在说没钱修路是因为没收费，那以前收费的时候为什么就不修路？工资的发放要优先保证，公共开支向农民转嫁——这是为民服务的态度吗？没钱了就提要为人民服务，感觉不是无力而是无心。这些乡镇为什么这么穷，得问一问公仆们，是不是拿人民币不干人事。每年官员的吃喝账、坐车账是多少? 吃着国家皇粮不为群众谋事的官员有多少? 上级拨付的经费真正用在群众身上的有多少?所以先别哭穷表决心，查查账吧。

　　县乡财政困难的解决之道应是精简机构。趁着这种困难，正好可以把西部地区乡镇机关吃财政的闲人减少一批，既然没有什么税收，没工业要乡镇企业局干嘛？要计委干嘛？留下资金保证各级政府的高效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