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顶着干扰力挺《东方红》

　　新中国诞生之后，周恩来总理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巨大的关心和热情。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创作设想：在共和国15周年的国庆节，要上演一部大型的史诗性的歌舞，完整地、艺术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上海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

　　1964的第5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

　　周恩来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他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北京也要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丽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顶着江青干扰上《东方红》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却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团，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高兴地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借此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名副其实的总导演

　　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田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

　　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看了5遍。

　　歌剧《东方红》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10月6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举办的晚会，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一起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0月15日，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周恩来十分内行地一一做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清水和松山感动地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1964年10月16日晚，毛泽东差不多率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人员。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用双手向四周做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不由得让人愣住了。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大家沸腾了……

　　搬上银幕1965年国庆节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虽然告别了舞台，但是周恩来的心却没有告别《东方红》。也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司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3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这次座谈会上，江青终于打破沉默，一语惊人：“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1966年2月，她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留下口实。

　　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坚定地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情深谊长”一场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从1964年夏天周恩来开始策划《东方红》，到共和国15周年献礼，再到1965年国庆节拍摄成电影公演，距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仅一年时间。好景不长，《东方红》成为“文化大革命”前舞台上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

　　《实话实说红舞台》

　　《江南时报》(2005年11月22日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