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入”决定国民真正乐观与否

　　□东方愚

　　日前美国独立民意调查机构佩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个人乐观指数调查结果显示，5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个人状态在过去5年内得到了改善，76%的受访者对未来5年生活质量的继续改善持乐观态度，这两项比率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均位居首位。然而，当调查要求受访者为自己目前的生活打分时，57%即使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中国人，也只为自己打了4－

　　对过去满意，对将来憧憬，而现在却感到几分惆怅———我国城市居民这种生活观着实令人深思。社会学家认为，经济收入的多寡是个人快乐与否的决定指数之一。与半个世纪前相比，我国国民的财富几乎翻了好几番，但为什么民众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快乐有加呢？是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收入”概念并不严谨，真正与国民快乐挂钩的应是“相对收入”。

　　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非常浅显，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工资与父辈当年的工资做一比较，来说明谁更快乐；相反，一个农村做小生意的老百姓，可能会比其他乡亲更容易感到快乐。这便是“相对收入”最通俗化的实证。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较早用相对经济地位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他认为相对收入———人们内在化的生活期望标准———才真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说白了，就是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参照物”应该选取得当。

　　我们在谈论个人可支配收入时，常忽略物价水平这一因素。二十多年来我国物价一路上升，上海房价自2000年开始上涨，4年翻番，杭州更是惊人，3年涨一倍，而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却是徘徊不前。问题是即使经济活跃、总量不断增加，也并不代表着民众福利的同步同比例的提高———这或许是百姓感到惆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从纵向比较说明了收入之前加“相对”的重要性。

　　而横向来看，形势同样严峻，我国基尼系数逼近甚至超出了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拉大。普通工薪阶层或许觉得自己的收入还说得过去，但其增长速度远比不上富裕阶层，即“相对收入”仍比较低，贫困阶层就更别说了。

　　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匮乏”正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关注。当然，国民的乐观与否，还与文化传统、教育程度、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但除了这些，国民福利的持续提高才是一国经济健康增长的根本保障，也是人们真正感到快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