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掉进抑郁里的人——柏晓利的医疗尝试

　　“友谊之友”志愿者孙志杰，热情单纯，外号“水晶”，创作了不少《走出抑郁》的诗歌和心理剧。陈锋／图

　　□本报记者沈颖

　　“友谊之友”是由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的柏晓利医生创办、由一群志愿者支撑的互助组织，结成友谊的是近700名抑郁症病人，有下岗职工、机关干部，也有知识分子、老板，他们之中最小的只有9岁。

　　小组心理治疗是“友谊之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心理治疗方式最早要追溯到1905年，美国医生普拉特在波士顿首次采用开展集体讨论的方法，帮助久治不愈而又心情沮丧的结核病人克服抑郁情绪。二战以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被西方广泛使用。

　　在两年多时间里，柏晓利联合20名医生同道已经在“友谊之友”做了近50个心理治疗小组，其中包括寒暑假“心灵成长夏令营”。近700名抑郁症病人走进了治疗小组，很多人恢复了正常工作，其中有10名成为志愿者。

　　“最后一件事”

　　11月20日，周日傍晚，北京西城区一个平常的写字楼里，弗洛伊德的大幅照片静挂墙上，5个志愿者在为下周要开的“读书会”忙碌，他们互相打趣，说笑，有光泽的脸神色自若。

　　“‘友谊之友’把我们从抑郁的泥潭里打捞出来，我们想留在这里继续打捞掉进抑郁里的人。”

　　志愿者李秀英已在小组治疗活动中担任了好几次副组长。2001年4月，做人事工作的李秀英被柏医生确诊为抑郁症，“有一次心情到了最低谷，想自杀，就去找柏医生，想做最后一件事。柏医生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让我给病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出来聊聊。”

　　酷热的伏天里，李秀英买了一张两元钱的门票进了陶然亭公园，在门口和几个病友对暗号般接上头，然后聚在“风波亭”里，同病相怜，无话不谈。她的生活从此开始有了一线生机。

　　李秀英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没想到成了柏医生为“友谊之友”做的第一件事。

　　现年45岁的志愿者陈锐，也是“友谊之友”的一个重要推动者。他现在不用服药就能正常工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笑声明朗。在“友谊之友”维持最困难的时候，他出资10万元，为“友谊之友”正式注了册，租了活动场所。

　　陈锐是律师。“我当时完成一个案子收费是5000元，有房有车，家庭和睦，算是中产阶级，可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什么都看不惯，得罪了很多朋友。”

　　2002年4月26日，陈锐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服药一个月后，心里不那么烦了。又过了一个月，医生给了他李秀英的电话，让他去参加聊天活动。

　　他那时连个电话都懒得打，还是李秀英主动找来，把他拽进了小团体，“聊天时，发现自己的法律知识对其他人还挺管用，突然找到了生活的一点意义。”

　　2003年2月16日，柏医生用她的周末时间开办了第一个为期8周的心理治疗小组。

　　“公园聊天，只是给了我们温暖。小组治疗却让我们获得了重生。”李秀英说。

　　“暴露疗法”

　　李秀英和陈锐参加的小组，由12个人组成，“有的人抑郁，有的人焦虑，有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出现强迫。”

　　第一小组有长期公园聊天的基础，彼此并不是很陌生。但在后来建立的新小组里，有人看到要十几个人一起交流时竟吓得哭了起来，更多的人表情凝重，还有人眼睛都是斜的。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能接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就会变得僵硬和痛苦，在不断的心理冲突中，为了保持自己的强硬形象，就会通过躯体症状来表现。”柏医生介绍，小组这种形式重新设置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但小组成员在其中的一言一行、与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仍会暴露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小组治疗通常首先是两个人一组相互介绍，然后进入正题———“选择你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经历，找出其中的A（激发事件）、B（对事件的认识、评价）、C（情绪和行为后果）。”

　　一次，一个组员开始发言。“天气一变，人家的一个眼神，我的情绪就会大起大落。现在简直走投无路了，女儿6岁时我离了婚，闹了两年多抑郁症。头一次小组活动前，睡觉净做噩梦。”

　　另一位组员借机打开了自己。“我老在考虑在小组里该说什么，精神恍惚，乘车时把手机都丢了。”

　　每次活动中，组员们在医生的带领下，探索自己内心的垃圾。

　　有一位组员是一个永远不肯放下架子的老总、老领导，他在组里总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但头上冒汗，手足无措。

　　柏医生敏锐地捕捉到了，针对性地说话———“为了适应社会，我们会出于对需要和利害的考虑，远离自己真正的感觉和想法，同时学会了对付别人的办法———用最小的损失与别人周旋，于是造成自己与他人的疏离。无助、害怕、恐惧，与人交往时紧张，甚至将这种关系和行为带入了最需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家庭中，自我的冲突仍然上演，结果是生命能量被阻断。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要改变自己，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需求。”

　　这几句话强有力地将这个老总紧闭的内心世界撬了一条小缝，他终于绷不住了，最后一个打开了自己，心里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出来。

　　治疗时间为每周一次，每次3个小时，连续治疗8—10周，组员们要在多次集体治疗中，探讨造成不快乐的原因，寻找解决方法。每个人在这里像剥洋葱般被自己和大家一层层剖析，一层层解读，“用心理学知识修复童年创伤，改变儿时起就习惯的行为模式，谈何容易！”

　　柏医生会在系列治疗的最后提出期望。“小组治疗时间很短暂，多年习惯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我只能给你们推开一扇窗，让你认识到你有能力改变自己。”

　　“马拉松小组”

　　在“友谊之友”一年多，娟娟感觉好多了。为了巩固效果，柏医生安排她加入了今年年初才成立的“马拉松小组”，这个小组将一直陪伴着娟娟完成心灵的修复和成长，两年、三年、四年或者更长，“直到我看问题能做到不再非黑即白，能做出多项选择，找到属于我的快乐。”

　　娟娟是被母亲送来的。母亲觉得这孩子问题太严重了，她和男朋友闹矛盾时习惯性自杀。在“友谊之友”办公室，小组副组长孙志强曾亲眼看见美丽的娟娟长发飘逸，站在夜晚的窗前不由分说就要往下跳。

　　柏医生特别和娟娟签署了“小组治疗不许自杀约定”。深入治疗后，柏医生发现了娟娟产生自残冲动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

　　娟娟的母亲是一名电视编导，离异后一个人带着女儿，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娟娟经常寄宿在各式陌生人家里。“恋爱时，一旦遭到男朋友冷落，娟娟就重新回到了童年时被极度忽视的心理环境，顾影自怜，不可遏制地产生放弃自我的冲动。”

　　母亲明白一切后，选择了加入柏医生的小组心理治疗，学习改变自己和弥补女儿。

　　“妈妈对我的态度一下子热情了很多，这让我反而不适应了。”

　　娟娟这样讲述接受治疗的过程：开始尝试看清自己，但我恐惧看到自己的丑陋。然后费了好大的劲去改变以前“一条道走到黑”的思维模式，皮扒了、筋也抽了、泪也流了，刚向前走了10米，可你稍喘一口气功夫，抑郁这老先生一下子就把你堵回了20米，心里这急哟，除抑郁外，又多了焦虑和紧张。

　　柏医生鼓励她坚持下去，“这需要时间。”令娟娟感动的是，男朋友也自愿加入了小组，来学习调整自己和帮助娟娟抵抗抑郁。

　　抑郁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心轻者可以上天堂”

　　每过一段时间，柏医生就会进行小组成员的召回，一个组员这样形象地解释“召回”———“就像修理好的汽车开出后，一段时间后请它回来，检查一下看看运转是否正常。”

　　柏医生认为，只做单个心理咨询，病人一离开心理医生，状态容易反复，一个病人的互助组织，能让他们获得一个长期支持的安全心理环境。到目前为止，“友谊之友”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心理支持电话（010－68366786），已出版了11期双月刊，每月还有一次心理成长讲座。“共同分享、共同分担、共同体会”。

　　一个治疗后找到了新工作的组员说：“承认自己有所不足，承认‘人力有时而穷’。改变自己30多年来的‘精英认知’痛苦极了。”

　　一个第二期组员，曾被同事戏称为“杠头主任”，事事较真，到了让大家头痛的地步。“我在小组中学会了什么是心理投射，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还有组员向其他人推荐自己摆脱抑郁的方法———对那个扭曲的我说：从现在起，你要学会放弃。放弃让真实的自己沉重而又无法改变的重负。心轻者可以上天堂。

　　最近的一次组员召回活动，是柏医生带着大伙去京郊密云。“抑郁病人要多见阳光，多出去活动。”呼啦来了三四十人，早上举行了升旗仪式，把“友谊之友”的旗帜升上了山坡；凑成了一个小型乐队，有人吹萨克斯，柏医生负责打鼓，志愿者孙志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走出抑郁》。大伙像孩子一样在沙滩上跳着，笑着，羡煞旁人，以为他们是“搞艺术的”。

　　柏晓利医生陈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