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卖官与官场“三个一点点”

　　在地方父母官中谁的权力最大？谁的权力能最大程度地绝对化？又是谁最不容易接受监督、最难监督？那就是作为“第一把手”的书记官。

　　所以，书记卖官成了当今反腐败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了反腐败中的重中之重。

　　那么，在书记卖官现象最能反映的是什么呢？

　　书记卖官最能反映的就是绝对权力的厉害。书记卖官，就是自己所管权力系统内的事，就是家里的事，因而“简单”、“方便”，老子是“第一把手”，是“太上皇”，只要祭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尚方宝剑，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给谁官帽就给谁，谁都奈何不了，即便是与书记同一级的县长县太爷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了，所以，卖官书记就非常得意：“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而且只要当书记的想卖就没有卖不了的。

　　书记卖官最能反映就是卖官的确能变钱，而且速度快得惊人。过去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今，哪用得了三年，譬如，那个名叫武保安武县委书记上任才8个月就敛财500多万。而且，卖官书记的年头越长，所卖的钱就越是“海”了去了，弄个几千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买方”市场特别兴隆，想一想，一个县以下有那么多处科级的位置，有那么多乡长村长的，都想高升一步，在卖官书记的“诱导”下，除了用钱开路以外别无其它办法，所以，出现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这个穷县当书记，竟卖官卖出百万身家10年家财暴涨90倍，既然官职买卖的“需求”是如此兴旺，书记就特别容易来钱的了。

　　书记卖官最能反映的就是这个职务岗位是如今最能一手遮天、最能胆大妄为的。应该说，卖官买官是共产党最为深恶痛绝的事，为此而发布的红头文件多得了无法统计的程度了，而且无论是党内机构、政府机构，能监督买官卖官的部门亦实在是多得很了，然而，在买官卖官盛行的地方，卖官书记可以将所有的中央红头文件变成废纸一张，将所有能管买官卖官部门的职能变为虚设，卖官书记的“能耐”就是如此之大，就是如此的厉害。

　　书记卖官最能反映的只要书记卖官就最能容易形成腐败风，最能形成卖官买官的“腐败生态链”。山西某局原局长“当选”为县级领导的代价是多少？用30万元的高价从“卖官书记”武保安换来的，人们要问，这个人的30万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俗话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书记能卖官我这个局长又为什么不能卖官呢？否则我花去的30万又从哪里得到“补偿”呢？此外，局长能卖官，我这个乡长、镇长、科长为什么就不能卖官（卖职位、卖“公务员”）呢？什么叫卖官买官风？形象地说就是大官大卖、小官小卖，许多心术不正的官都在忙于（或想忙于）做这种官帽的“批发生意”……所以，我想，只要在书记卖官将反腐败搞深搞透，来一个顺藤摸瓜，是一定会挖出一条让人大吃一惊的“卖官买官的腐败生态链”的，问题的可怕就可怕在这里的啊！然而要做得这一点又是何等艰难。

　　书记卖官最能反映的就是贯彻、执行中央反复强调“问责制”的艰难。坦率地说，这些能升到地市（县）一级的卖官书记的确是很有一点“能耐”的，不仅富有官场经验而且还有一套圆熟的搞关系网，许多卖官书记很懂官场“三个一点点”的“潜规则”：“你送我一点点，我自己拿一点点，我再向上送一点点”，所以这或许就是这些卖官书记能做到“边腐边升”，而且即便是举报像雪片似地投向有关部门，居然可以能稳似泰山，因此要说这些卖官书记没有“保护伞”，没有“红后台”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从理论上讲，全国出了这么多卖官书记，总得“树立”一些包庇这些卖官书记的“典型”吧，总得有人为这些卖官书记的败坏党风、胡作非为“负责”吧，总得有人为这些卖官书记的败坏党风、胡作非为“负责”吧。

　　江泽民同志曾特别强调以下这个思想：“我这里要强调一下，现在存在漏洞不少，要特别注意研究解决领导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凡是查出这样案件的地方和部门，都要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怎么受表彰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措施避免这类现象继续发生。问题严重的地方和部门，首先要把那里的党组织整顿好。”然而不少地方、部门盛行的恰是“失察不追究”，然而我们在对“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个问题上的“问责”，是非常困难的、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