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知识分子短命论”

　　《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出炉 平均寿命比普通人高八岁

　　“知识分子平均年龄比普通人低10岁”，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发言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昨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却用刚刚完成的课题《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否定了“知识分子寿命短”的观点，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不但不短，反而比普通人高8岁。

　　调查缘起

　　“知识分子短命论”由来

　　“知识分子寿命比普通人短”这一论断原出于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研究员的一项名为《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1995年刊登在《体育文史》上。

　　记者通读该报告发现，这一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经统计后得出结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中，近年来每年都有20到30人病逝，其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比目前我国平均寿命短10岁。”

　　两大焦点

　　翟振武：李力研犯了学术错误

　　“平均死亡年龄”不等于“平均预期寿命”，“在职知识分子的死亡年龄不会超过60岁”。

　　计算方法不准确

　　面对广泛被引用的李力研的调查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非常苦恼。他说，李力研犯了个学术错误，但却被大量的媒体引用了这一数据，“这让我们这些业内人非常着急。”

　　翟振武自称“业内人”，因为他是人口学的教授。他说，李力研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最基本的人口学概念。“平均死亡年龄”是指死者年龄的平均值。但人口学界认为“平均死亡年龄”的计算方法并不能准确反映某一时期的死亡水平。而“平均预期寿命”是国际社会通用的反映一个人口真实死亡水平的指标。李力研报告把中关村8个单位的134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误解为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0岁”的结论当然有问题。

　　样本选取有失误

　　翟振武说，为了更准确地计算中关村地区科学家们平均死亡年龄，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同样性质的、范围更大的调查。我们搜集了中科院下属的1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00年1月和2004年12月之间死亡的436名知识分子（副高级以上职称）数据，结果显示，这436名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70.27岁，这与李力研报告的结论差距很大。同时，我们也调查了在职去世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是56岁，和李力研的调查结果非常吻合。

　　“我们怀疑，李力研报告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识分子，他们计算的53岁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职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但这是非常可笑的。如果说在职知识分子的死亡年龄，那他们至多也不会超过60岁，因为60岁的知识分子就该退休了。

　　热点解读

　　压力不是影响健康唯一因素

　　支持“知识分子短命”的一个重要论据是，知识分子压力巨大。翟振武则认为，压力并不是影响健康状况的唯一因素。

　　知识分子压力高三成

　　调查显示，知识分子每天工作时间比普通人群组多了将近两个小时，而家务、睡眠、闲暇的时间均少于普通人群。知识分子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近30个百分点。不同职业的知识分子中，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相对最大，分别为86.2%和85.1%。月收入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最大。50岁以上年龄组工作压力程度明显低于45岁至50岁组。

　　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完成规定的工作以及争取更高的学术成就。他们的生活压力来源主要是购房还贷以及子女教育，这与普通人群没有显著性差异。

　　知识分子具备六大优势

　　“人的健康状况除了先天原因以外，与其自身健康意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医疗条件密切相关，这些因素的不同导致了死亡水平在各类人口中的差异。而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医疗条件，还是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社会地位、退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社会普通人群的总体水平是合乎逻辑的。”翟振武表示。

　　翟振武说，媒体往往过于关心个别知识分子的早逝，但不能用个别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的水平。在总体上，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对于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抵消和超过其他因素的正面影响，不能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推断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寿命短于普通人的结论。

　　●调查摘登

　　●平均寿命：

　　知识分子比普通人长8岁

　　根据我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2000年，全国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40岁，男性为69.63岁，女性为73.33岁。而知识分子男性平均寿命为77.8岁，女性为81.7岁，比普通人群高8岁。

　　●患慢性病比例：

　　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相似

　　从慢性病患病情况来看，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慢性病患病比例没有显著性差别。在所调查的知识分子组里，总的患病率为41.1%，而普通人的患病比例是42%。

　　●从事重体力活动：

　　知识分子明显有困难

　　从体力状况方面比较，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相比进行剧烈活动明显困难。知识分子从事重体力活动有困难的发生比例是普通人群的两倍左右，有高达86%以上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完成剧烈活动有困难，比如快跑、搬重物或参加其他剧烈的体育活动。

　　●心理健康状况：

　　八成知识分子感觉不错

　　知识分子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来说较好，与普通人群没有明显差异。81.6%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心理状况好或较好，83.9%的普通人认为心理状况好或较好。认为自己心理状况一般的知识分子为16.7%，普通人为14.0%。

　　最新消息

　　李力研44岁早逝

　　昨天，记者致电国家体委科研所，希望能找到李力研研究员，却意外地发现他不久前已经去世了，在访问台湾的时候突发心脏病，年仅44岁。工作人员说，《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是李力研一个人完成的，没有合作者。

　　晨报记者 代小琳

　　新闻背景

　　知识分子“过劳死”

　　去年上两会提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中，近年来每年都有20至30人病逝，其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比目前我国平均寿命短10岁。”李力研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频频引用。

　　同时，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也引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高度重视。2004年1月12日，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副主任樊雨良等19位人大代表向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注重人力资源建设，要对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进行监控”的议案。在2004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也引起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成以翟振武为首的课题组，进行“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该调查耗时10个月，调查样本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关村的知识分子，其中包含了500多人的普通人作为对照组。

　　观点链接

　　“平均寿命”概念

　　被误读的背后

　　其实类似的错误报道还有很多，曾经就有媒体报道称，媒体从业人员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云云。其实，诸如此类的报道都是源于对统计概念的错误理解。事实上，平均死亡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在人口、统计、卫生等领域都是两个指标，绝对不能简单直接比较和混用。“平均死亡年龄”是一个人口统计名词，是指一段时期某一地区内所有死者年龄的平均值。而平均预期寿命则是指已经活到某岁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即在死亡率统计基础上，经过数理计算得出的平均生存的寿命长短，既适用于已经去世的人，也适用于在世的人。

　　纠正一个科学概念或许并不困难，但遗憾的是，在人口统计科学知识被误读和滥用的情况下，一方面许多职业和阶层受到了过分的“溺爱”，而另一方面，许多更需要关注的人群可能却在人们的视线中被忽视了。笔者试图查找真正的“弱势群体”的类似统计数据，比如煤矿个人、建筑工地农民工、贫困地区的人员，但是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还是平均死亡年龄都难见只言片语。

　　社会统计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群体性、普遍性社会问题的揭示。在贫富差距明显，阶层间、地区间生活状态迥异的状况下，我们更加需要利用统计数据对于普遍性社会问题的揭示与分析。比如，有媒体通过对“58岁平均寿命”的剖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早衰、疲惫、猝死频发”等普遍问题，这自然能够引发社会的关注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重视与改进。但是，对于终年工作在不见天日的地下的煤矿工人而言，只有出现矿难的死亡数字才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至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职业病等问题却缺少普遍性的统计、分析，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改善与关照了。

　　我们不应当只有在类似“活人因无钱医治而被送进火葬场”等吸引眼球的新闻出现时，才关注特殊阶层的状态与利益。因为这样的关注只能是偶发性的、个案性的，没有全貌性数据的支持，没有持续的关注与报道，只会使得类似的个案层出不穷，却无法杜绝与消失。摘自上海《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