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任重道远

　　务实论坛

　　吴晓锋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指出，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有关法律的规定和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程序。凡属法治文明的国度，对死刑的适用都极为慎重，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正是确保死刑正确适用的最后一道防线。1980年“严打”以来，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是当时“从重从快”打击惩罚犯罪的需要，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而忽视了对程序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如今，最高人民法院主动推进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造，统一收回死刑核准权，无疑是彪炳我国刑事司法“珍视生命，保障人权”的一座里程碑。这对于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把好死刑最后关口，控制死刑的适用面，防止滥用死刑和错杀无辜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这只是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它仅仅解决了死刑复核权由谁行使的问题，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如何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的程序，则更加任重而道远。

　　反观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具备典型司法程序的特征。法院主动发动，单方控制，死刑复核程序成为复核法院单方面的职权活动。死刑复核采用书面审查，秘密操作的形式，使其更类似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复核处理程序，控辩双方均无法参与到程序中，被告人及其律师亦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书面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更让公众对司法权的监督成为不可能。这些程序缺陷如不改革，那么死刑复核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目标实现就值得期待，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管见以为，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首先需要改革目前死刑复核的审理形式，实现程序正义。有学者主张死刑复核以开庭审为主要形式，以书面审为特别形式。当案件事实没有纠纷、控辩双方没有异议，自动进入到最高法后，可以不开庭采取书面审。当被告人不服，当检查机关认为有问题，双方有分歧的时候必须开庭审。这种观点代表了目前主流意见的一派，但笔者却不敢苟同死刑问题上这种“效率与公正兼顾”的做法。正因为生命的弥足珍贵，死刑问题上“公正”应该成为压倒一切的追求，失去了公正的效率毫无价值可言，因为生命不可能重来，生命的损害不能够弥补；正因为生命的人人平等，死刑问题上更不应该区别对待，从目前所反映出来的典型死刑冤案来看，在有关案卷材料中，要发现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在生与死之间，有的情节非常细微，而可能导致的却是生死差别。珍视生命，就要珍视每一个环节，珍视每一名被告关乎生与死的神圣权利，让法官在控辩双方的争论中把握案件事实的真相，正确判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而以开庭审为主要形式，以书面审为特别形式，势必破坏诉讼的完整构造，割裂死刑复核的程序，也会降低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不利于死刑裁判为被告人和社会所信服、接受，甚至还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又一源头。

　　因此，笔者主张死刑复核一律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控、辩、审三方同时参与到程序中来。检察官有力地指控、追诉犯罪，被告人、辩护人充分地发表辩护意见和提供证据(被告人没有律师的，应指定律师为其辩护)，法官公正地履行职责，共同推进程序的运转，实现设置程序的目的与诉讼公正。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死刑复核都应当公开审理，同时考虑是否设立听证环节，强化公众监督，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真正实现死刑的社会公正。

　　只有完善的程序才能确保对权利的救济和对权力的控制。我们期待死刑复核程序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期待最高人民法院总结的司法活动四大规律———“司法权的中立性”、“司法权的公开性”、“司法权的程序性”、“司法权的终局性”，都能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得到最完美的诠释；期待死刑复核程序真正成为实现刑罚人道主义，保障死刑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吴晓锋系本网记者、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奚天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