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成追忆

　　今年11月是贵州解放56周年，是父亲来到贵州56周年，也是父亲去世十周年。

　　十年前的那一天————1995年11月24日下午4时，父亲在院子里劳动，不慎从整理葡萄架的梯子上仰面掉下来，摔在水泥地上，脑干严重受损，手术无效，25日上午11点15分离我们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这么多年父亲给人的感觉总是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由于爱好体育锻炼和劳动，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快八十的人了，还能做好几下单腿下蹲的动作，参

　　十年过去了，和父亲在一起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时时浮现在我心中。

　　一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勤勉务实，忠诚党的事业。从年轻时投身革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随军南下，解放贵州。父亲曾两度出任《贵州日报》总编辑，也曾两次因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到地区任地委书记。虽饱经风雨，他却永远抱着坚定信念，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一往无前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奋斗着。

　　1952年10月，父亲从刚完成土改的毕节地区调任铜仁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后来任地委书记，担负起组织农业合作化的重任。那时我还很小，只记得父母亲工作很忙，经常下乡、开会，就把我和哥哥送到幼儿园。有一次，幼儿园后面一户居民失火殃及幼儿园，面对冲天的大火和浓烟，我吓得哇哇大哭。消防队的叔叔推着救火车赶来救火，家长们都把自己的孩子接走了，而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在，是地委的叔叔阿姨把我们接回去的。那时我多么想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躲开那些危险。铜仁地区在父亲的组织率领下较早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连续两年取得农业丰收。1955年10月父亲出席党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并在会上介绍了铜仁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情况，获得好评;1956年他又被选为八大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底父亲调任新更名的《贵州日报》总编辑，我们来到了贵阳，住在延安中路的报社宿舍。父亲更忙了，虽然下乡少了，但几乎天天值班和开会。有时我跑到他屋里，看见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母亲不让我们打扰他。但是无论怎么忙，每天晚饭后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他是必定要听的，这时我们就可以到他的屋里一起听。那时没有电视，父亲桌子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让我们与父亲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联播”节目过后，有一档《每周一歌》，每周播送一首歌曲，还要朗诵歌词。有一次播送《国际歌》，我感到新鲜，想把歌词记下来，而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哪有这个本事，记了没几句就赶不上趟了。父亲笑着帮我写了一段歌词，然后说，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你们以后长大了就会懂的。那天，我第一次知道“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共产主义。

　　后来我们搬到合群路一个单独的院子，这时已经是1960年了。没有多久又搬进来两户人家，一家是王保民叔叔，一家是李香琴阿姨。因为报社有年轻人结婚没有房子，父亲就让他们搬过来了。李香琴阿姨帮我们料理家务，她的爱人是报社炊事员，他们的女儿小翠与我同年同班，我们俩就睡在一张床上。院子不大，石板铺地，中央有一丛夹竹桃，父亲有时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同爷爷聊天，我们则喜欢绕着他们追打嬉戏。这一年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张，我们经常要吃菜稀饭。

　　二

　　1960年的冬天，大约11月底12月初，父亲参加省委会议回来对母亲说，他要调到毕节去，让母亲赶紧准备一下。其实父亲是很喜欢报社工作的，他的工作也受到省委领导和报社职工的好评;但是，对于组织的决定，他从来都是坚决服从，毫不犹豫的。由于事情来得突然，父亲和母亲商量，他带爷爷奶奶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先走，过完年天气暖和一点母亲再带三个小点的孩子过来。因为毕节是高寒山区，此时又值年底隆冬，母亲就和李香琴阿姨日夜加班，仅用三天时间就为爷爷奶奶、哥哥和我缝制了棉衣棉裤。12月12日，天气阴冷阴冷的，一大早我们就和父亲上了路。

　　中午在黔西吃的饭，吃完饭接着赶路，晚上八点多钟才到毕节。当晚住在洪家山招待所。一下车就看见有好几个叔叔伯伯在等父亲，父亲叫我们吃完饭先睡，他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休息的。第二天一早起来，父亲已经不在了。通讯员熊祥友叔叔领我们到了新家，安顿好爷爷奶奶，就带我和哥哥去学校报到。中午我们到地委食堂打饭，一揭开笼屉，黑乎乎的全是没见过的“粑粑”，后来才知道都是“代食品”。我们新来乍到，又是老人孩子，特意为我们打了一钵包谷饭。地委机关都是这样，下面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在以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很少能见到父亲。直到第二年春天，母亲带着三个弟弟来了，我们的家才又热闹起来。

　　在毕节工作期间，父亲倾注了大量心血，组织干部群众取得了抗灾救灾和发展生产的显著成绩，但是也遭受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挫折和打击。与在铜仁担任地委书记时，全国都在发展经济、抓社会主义建设不同，父亲在毕节主持工作的五年多，正是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升级的时期。父亲秉直的性格，加上他对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常常在贯彻上级指示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工作，因而受到一些人的非议。

　　三

　　父亲第二次出任《贵州日报》总编辑，是在“文革”中的1974年，正是“四人帮”一伙打着“批林批孔”旗号到处煽风点火，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候。省委决定调整、加强报社领导班子，让父亲兼任报社党委书记(后来又兼总编辑)。

　　那之前，经过数年的批斗和改造，直到1972年10月父亲才被安排到省革委会政治部工作，1974年1月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亲也调到省粮食局，我们家的生活刚刚安定一点。听说要父亲到报社工作，母亲表示坚决反对。当时不少人都知道，“文革”中的报社是个斗争的漩涡，这个时候去报社，无疑是往斗争的“漩涡”中跳。

　　父亲开始是有些犹豫的，毕竟离开报社十几年了，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是当省委负责同志对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吗?是党员就得上!他又不顾母亲的反对，到报社去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组织决定，只要是工作需要，再危险再困难他都毫不含糊。

　　第二次到报社工作，父亲相当辛苦，不仅要整顿被“文革”破坏的秩序，保证正常出报，还要应付“造反派”、“反潮流战士”的围攻批斗。那时我正在龙里一个铁路工程处工作，1976年4月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我这里。原来，造反派又拉他到贵阳大十字批斗，一些有正义感的群众实在看不过去，掩护他跑了出来，准备到部队躲一躲。看着我担心的样子，父亲笑着说:没关系，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那些人还能翻了天!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困难总是那么乐观、充满自信。

　　四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年近六旬，却像重新焕发了青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那时报社还在外环东路的省水利电力学校内，办公条件很差，父亲的办公室就是一间大教室用墙板隔出来的。我们家离报社较远，每天晚上，父亲都要通过电话指导报纸版面安排和稿件处理。那段时间突发性的重大新闻多，在版面处理上的清规戒律也多，一有重要稿件，值班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文章的位置或标题字号等等。有时一条重要稿件刚刚换定，又来了重要稿件，又要再次请示，一晚上打三五次电话是常事。而且这些重要稿件又往往来得比较晚，多数是在深夜两三点钟。那些年父亲很少能睡安稳觉。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以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的洞察力，竭力为消除“文革”遗毒，推进全省思想解放运动充当鼓手和先锋。他积极参与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11月11日，在父亲主持下，《贵州日报》推出了一组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报道，报纸第一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突出报道了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的消息，并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顶云公社基层干部座谈纪要，用大号黑体字标题响亮提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父亲亲自为这组报道改写了《编者按》。这组报道比后来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小岗村20户农民秘密订立的“不怕坐牢杀头”“分田到户”契约早一个月。

　　报道发表后，在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被农民群众称为“11号文件”，但也遭到一些反对和责难，父亲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没有多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父亲又进一步组织报纸对农村改革进行宣传报道，并亲自出题目、定主题，组织报社言论组撰写多篇文章，回答对“定产到组”的责难，澄清人们的思想疑虑，有力地宣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改革初期，贵州与安徽、四川一起被称为全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首创省，《贵州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在这一重大转折时期，很好地发挥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应该说，父亲在其中功不可没。

　　父亲对工作总是充满热情、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地区、在报社，还是从报社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省记协主席;离休后他还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去世前，他刚刚从北京参加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回来，正在筹备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

　　父亲对工作、对事业、对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们。1994年，父亲在一次对青年记者的谈话中说:“人生是有限的。坚定地抱着一个信念，兢兢业业工作，才会有所成就。”

　　父亲正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在这样做。

　　作者：陈奇若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