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导演“一桶浆糊”

　　时报新闻眼 李斌

　　“百万富翁11年收养18名孤儿耗资200万如今靠借贷度日”（东北新闻网11月24日电）。4月底的江苏南通儿童福利院“智障少女子宫被切”事件让我们开始对福利院“刮目相看”，而“百万富翁收养孤儿致贫”则让慈善福利事业被“撞了一下腰”。

　　为行善举的张海鸥抱不平的人们很容易质疑当地民政部门的职责缺位：老百姓血汗钱养活的一批民政人员，救助孤儿本来就是他们的份内事，事件显示这些“国家慈善机构”的“看门狗”大有吃干饭不干活的架势。

　　而笔者想反其道而行之，呼吁这些“看门狗”不要管得太宽、干得太多。因为这个“孤儿之家”（张海鸥建立的福利机构）的命运折射出了民政部门对社会福利保障“大包大揽”的弊端，现行以官办为主、被定义为“事业”由吃财政的事业法人操持的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他们奉行的慈善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蜕变。

　　按1999年12月30日出台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政府不允许个人集中收养弃婴和孤儿，应该送到儿童福利院或孤儿学校等社会机构”。也就是说，张海鸥即使砸锅卖铁让“孤儿之家”撑下去，仍然要与民政部门合办，不能独立操持。而完全由他们“一统江湖”，势必造成事业法人变相为“市场法人”、公益事业蜕变为赢利企业———最后的结果是逐步结出一个个吃“福利饭”的既得利益团体。

　　所以，笔者不怕他们推诿福利责任，反而怕他们主动揽责上身。缺乏监管的公权力难免产生创收的冲动，而弥补经费缺口则成了他们最有力的创收旗号。于是福利院的场地被出租、滥用监护权收取“赞助费”等现象层出不穷。令人忧虑的是“冲动的惩罚”不仅姗姗来迟，甚至连踪迹都见不着：从民政部制定的《国家级福利院评定标准》来看，对福利院建设的要求中甚至不乏“实现由福利型向福利经营型转变”、“效益显著”、“创收能力强”等提法。

　　国际惯例已经证明，不让“看门狗”逾越本职界限，发展多渠道且以民间为主、主要依赖社会力量进行的社会福利事业，是避免出现“一桶浆糊”局面的一剂良药。“全国私人捐款不足10亿元慈善立法求解官重民轻”（《新京报》11曰24日）的新闻让笔者充满期待。

　　公车开慢点，校门开早点

　　“北京2名学生在校门口等候入校被镇机关人员驾车撞死”（《新京报》11月24日）。事故的原因很明显：肇事车辆为公务用车，肇事者为公务员，疑似存在酒后驾车的情节。有关领导把驾驶台当主席台、甚至领导的跟班驾公车肇事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或许等到哪一天“镇干部”在机关门前被学生撞死几个的时候，才能找到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学校的封门制度也难辞其咎：据悉，全国不少小学都有不成文的封门“规定”，美其名曰是为了便于管理———没有老师管理，学生容易出安全事故，而且还会打搅老师休息，影响下午上课质量。有些学校甚至出台“提前到校扣分”的新规定。让孩子们在校门外逗留以及让他们呆在校园里，哪样存在更多的安全隐患？老师的休息与学生的安全哪样更重要？大家心知肚明。而因为教育部门没有明文规定，于是给了学校推卸管理责任的空间。

　　令人郁闷的是责任方的态度———校方否认中午封门一说，而镇党委、政府大院值班人员均称不知车祸一事。忙不迭地先否认了再说，这种急于撇清关系的做法足见他们完全漠视学生的生命安全。而当地政府拒记者于千里之外，看来也是打算要吃定“刁民”了。据说“镇领导”正在开会讨论事故处理时宜，照目前的情势推断，笔者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最后的事故认定将会变成这样一种结论：“肇事者为机关临时工、外聘人员，与当地政府无涉”。

　　人体标本与民族尊严无关

　　“中国22具真人尸体在美国巡展引来一片争议”（《东方早报》11月24日）。“这是科普展览还是商业行为?将遗体进行展示是否是对死者的亵渎?标本的来源是否合法？这样的展览会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类似的狐疑不绝于耳。

　　让人零距离地看到被剥去皮肤的人体，看到各种正常和病变的器官，这样一个充满噱头的展览确实给普通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类似的展览今年曾在北京举行，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弹，这表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日渐多元包容。所以“引来一片争议”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此。

　　中国人生性对于生命本身相当敬畏，传统文化中对于死后留下的躯壳更是惶恐，最好的证明就是，历史上对于恶贯满盈之徒所采用的极刑最狠的莫过于“不留全尸”。而普遍拥有宗教情怀的信仰态度的西方人，却对那些因病痛灾难等而死亡的人的扭曲残缺的人体标本展示并无多大的伦理道德争议，反而认为这些会激发人的原罪意识和赎罪意识。当东西方的生死观产生碰撞，尤其是在西方人面前展出的“丑怪”人体标本全是中国人，出现争议是必然的，但上升到民族荣誉感受损的高度则实属无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