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上千位艾滋病患者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广东艾滋病专家蔡卫平接受记者专访——

　　我接触过上千位艾滋病患者

　　今年12月1日是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将今年的宣传主题定为“遏制艾滋，履行承诺(StopAIDS，keepthepromise)”，强调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行动

　　对于不少人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或许不过是听到的口号又变了，看到媒体上报道又多了而已，但是对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主任蔡卫平来说，这个日子总显得特殊:从1995年接触第一个艾滋病人至今，刚好十年了。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中国估计已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艾滋病病人8万。截至2005年6月底，已报告艾滋病感染126808例，艾滋病病人28789人，艾滋病蔓延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的一个严重威胁。

　　在我省接受治疗的艾滋病人中，90％是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对于艾滋病、艾滋病人、艾滋病防治现状，蔡卫平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以前在相关报道中多次采访过蔡卫平，但是这次访谈却依然震撼。

　　在这个岗位上，蔡卫平曾经让最彻底绝望的病人好好地活着，也曾见过无数的死亡，或许是这个原因，这位艾滋病专家说起话来总显得波澜不惊。

　　恐惧

　　第一次见到艾滋病人，心里直发毛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接触艾滋病人有多长时间了？

　　蔡卫平(以下简称“蔡”):10年了。最初是1995年，一天值夜班时，医院收治了一名从黄埔港送来的缅甸船员。还记得，到那个病房要穿过长长的昏暗走廊，那里从后门出去就是太平间。那个病房是专门放置垂死病人的。

　　记:当时病人情况怎样？

　　蔡:瘦得皮包骨头，身上已经出现了溃烂，皮肤明显地破裂，鼓起一个个皮疹引起的水泡，像花生粒那么大。

　　记:不怕吗？

　　蔡:怕！当了12年的医生，还从没接触过艾滋病人。第一次看到那样的病人，即使是全副武装，隔离服、口罩、手套、帽子、眼镜、水靴，包得严严实实，心里还直发毛。

　　记:当时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到这个科室来？

　　蔡:没有，也没有料到艾滋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老想着那是外国人才得的病。

　　记:那你是哪一年调到感染科的？

　　蔡:1998年。当时感染科主要还是收治传染性疾病的病人，比如霍乱、登革热、麻疹等。第一年收治的艾滋病患者也不到10个。没想到以后治疗艾滋病就成了“主业”。

　　欣慰

　　有些病人成了好朋友，一起吃饭、出游

　　记:10年了，还记得接触过多少病人吗？

　　蔡:我记得到了2001年以后，病人就开始猛增，到目前为止，医院收治了省内近90％的患者，我接触过的病人就上千了，这些病人中住过院的也有五六百人。

　　记:10年的时间，上千个病人，又是这种病，我想着里面肯定有不少故事……蔡:是啊，太多了。记得1999年，有一个30多岁的女病人，在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查出HIV呈阳性后，马上就被赶到我们医院来。来的时候，已经感染了三四种病原体。由于感染了卡式肺孢子虫肺炎，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瘦得不成样子，等于被判了“死刑”，病人家里也几乎放弃了。

　　记:后来呢？

　　蔡:我们从肺炎入手对症下药，经过抢救和后期治疗，病人不仅活了下来，病情也得到控制，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难得的安慰。

　　记:一般来说，病人们对治疗配合吗？

　　蔡:一般来说，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比较正常，也积极配合治疗，希望早日康复。而很多吸毒的艾滋病患者，自己都放弃了自己。

　　记:作为医生，对那些“不想治病的人”，怎么办？

　　蔡: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实在不行，只能对家属说，病人可能也拖不了多久了，也花不了多少医药费了，暂时继续治疗说不定还有一点希望。一旦病人情况出现转机，家属肯定就不舍得放弃了。

　　记:病人们出院后，还要经常回来复诊吧？你和他们联系多吗？

　　蔡:那是肯定的。其中有十几、二十人还和我一起吃过饭，出去玩过。大家都成了朋友。

　　记:长期在艾滋病人身边工作，家里人会不会很担心？

　　蔡:还好，我们全家都在医院工作。太太是护士，她也知道日常的接触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用不着特别的担心。其他的医生也是这样，家里除了叮嘱注意身体，其他的也没说什么。

　　我母亲也是名护士。她对我的这份工作，从来就不多发表意见。

　　记:孩子了解你从事的工作吗？

　　蔡:知道。我有时候和病人出去，也会带上太太和孩子。

　　记:孩子也不怕？

　　蔡:小孩子都是看着父母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父母不怕，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也就没有怕的概念了。

　　困惑

　　这里是艾滋病人治疗上的“孤岛”

　　记:这些年来，你觉得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有没有改观？

　　蔡:我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很少听说艾滋病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艾滋病知识的普及。

　　记:那现在还有没有滞留医院、有家不能回的病人呢？

　　蔡:还有3个。要让大家全都接受艾滋病人，不再疏远他们，还是有难度的。这不是一天可以办到的。

　　记:医院对艾滋病人是怎么管理的？

　　蔡:像普通病人一样，病人可以出入自由，对病人的探访也是自由的，极个别病人患有开放性结核病的，我们会提醒家属或者探病者。由于吸毒感染者毒瘾一发作起来性格都会扭曲，没有吸毒的感染者受到的威胁很大。因此，在感染一科成立半年之后，医院对病人实行了分开管理。

　　记:如果艾滋病患者得了其他病，在感染科有没有办法治疗？

　　蔡:艾滋病人也是人，也跟普通人一样会得病。由于免疫力下降，他们比常人更易得病。一旦发现有什么小毛病，无论是外科或内科都往这里送。交叉学科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比如病人生小孩、新生儿的观察护理、合并肿瘤病人的处理等等，而车祸、外伤、动脉瘤破裂出血等也往这里送。我们简直就快成全科医生了。要是需要动手术的大病，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了，要向别的医院或者其他科室求助了。

　　记:其他医院肯接收这些病人吗？

　　蔡:手术肯定要见血，普通医院都害怕。一听说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有的医生说服不了自己，死活不愿意来。风险太大了。一些医生碍于情面来会诊，也是敷衍了事。即使医生愿意做手术，医院怕传出去影响不好，也不会答应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小手术，却在医院之间踢来踢去。有的医院，即使是自己收治的患者，一旦查出了HIV病毒，也马上往这里送。

　　记:也就是说这里已经成了艾滋病患者最后的“孤岛”？

　　蔡:我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四年前，医院收治了一名30多岁的艾滋病男患者，是腹股沟血管瘤。住院之前病人已求诊了几家医院，住院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四处联系医院，但没有一家愿意接受。直到有一天，病人血管瘤破裂，血喷涌而出。由于破裂范围比较大，怎么也压不住，半个小时后，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的血喷完，死了。本来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动手术的。

　　记:医院有没有什么措施，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蔡:我们配备了个简易的手术室。即使其他医院不同意接收病人，只要能说服医生来做手术，我们提供场地。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一些大手术比如开颅、开胸手术，这里还是做不了的。

　　记:这个手术室有没有用过？

　　蔡:用过了。已经有七、八名患者在感染科分娩。孩子一生下来，我们马上进行母婴阻断治疗。这是目前预防母婴传播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产妇分娩之前以及婴儿出生后及时服用AZT或者奈韦拉平，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感染率。一般可以降低到4％－5％，发达国家甚至可以降低到3％以下。到目前为止，在这里出生的孩子当中，还没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

　　感叹

　　政策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

　　记:从事这行这么多年，你感觉国家在艾滋病治疗方面有什么进步呢？

　　蔡:说起来，现在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尤其是在政策方面。去年，国家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

　　记:“四免”指的是什么？

　　蔡:首先是农村地区和城镇贫穷的艾滋病感染者可以享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二是在艾滋病重点流行地区，实行免费检测。三是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及时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第四是艾滋病孤儿免费上学。

　　记:那“一关怀”呢？

　　蔡:指的是国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救治关怀，按有关社会救济政策的规定给予生活补助；扶助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

　　记:“四免一关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

　　蔡: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而很多病人是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的，一旦停药，病情会更为严重。免费发药之后，病人可以向当地防疫站提出申请，药物治疗得到保障。这重新燃起了那些本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放弃治疗的患者的信心。对于付得起药费的病人，也可以直接到防疫站去买药，更为方便。

　　疲倦

　　这里的医护人员都在超负荷工作

　　记:除了病理上的困难，艾滋病的治疗对你们来说，困难还在哪些地方？

　　蔡:比如说初诊，一般的病人只要10分钟左右，而艾滋病人要1个多小时。

　　而且对艾滋病人，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诊断、治疗那么简单，我们还要“兼职”做心理医生，给病人心理辅导。

　　记:心理辅导在治疗中很重要吗？

　　蔡:当然！在许多病人眼里，得了艾滋病就“死定了”。如果我们在初诊的时候，没有做好心理辅导，那很有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这个病人了，在眼皮底下自杀的病人也不是没有过。

　　记:这么繁重的治疗任务，你们现在人手够吗？

　　蔡:感染科人最多的时候不过7名医生，平时是5名，加上14名护士，也就20个人。

　　说实在的，人手很紧。很少有医生愿意到这里来。今年刚有一个医生出国了，本来有一名博士生要来报到的，最后也没来。我们现在想招一些外语能力强的医生，便于进行国际交流，一直都没找到。我们基本上没有挑人的余地。

　　记:那你们还顾得过来吗？

　　蔡:除了照料住院的三十几个病人，科里还要负责门诊、到各地去支援和进行指导。现在每年还要开展4期、每期2个月的培训，一上班就停不下来。连出去学习的医生还要赶回来值班，出去讲课也要安排到个人的休息时间，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休息不了。我们都是在超负荷运转，压力太大了。

　　记:除了日常工作，你自己还有没有科研项目？听说有出版社联系过你，想请你出本书？

　　蔡:现在牵头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一个是艾滋病合并丙肝的治疗。我也很想早点出成果。那对病人、对医院都有好处。但是现在连病人都快顾不过来了，哪来的时间搞科研呢？写书太花时间了。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查资料，现在根本就做不来。

　　记:会不会替自己觉得不值？

　　蔡:没有想过值不值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升职，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帮助了这些近乎绝望的人。这等于是在给社会“减负”。有的病人在别的医院难以医治，我们让他康复出院了，而且过了几年，他还健康地活着，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奖励。治人所不能治，我才有成就感；救死扶伤，我才算负责。

　　文/本报记者张蜀梅实习生林赟图/见习记者苏仕日

　　图:

　　广东艾滋病专家蔡卫平。

　　蔡卫平医生在为患者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