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高校执教背后的官员退出新趋势——仕而优则学：官员退休新通道

　　一周聚焦

　　编者按

　　今年8月，65岁的赵启正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后，选择任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此前，同样从部级岗位上退下来的邵华泽和范敬宜已分别出任北大和清

　　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党政系统再干到人大、政协，而有的人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不愿意离开。但近年来，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高级官员退休后开始有了和以前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其中，进入高校执教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成为官员退出的一条新通道。

　　高校执教“情结”

　　实际上，中国官员的“高校执教情结”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家领导人。而且，也与干部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很多高级官员跨入学界，这预示着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米丁时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1989年，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即将满63岁。《江泽民传》写道: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任首任院长，直到2001年辞掉。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自2001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

　　2000年，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受邀兼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2001年12月，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长。

　　2003年12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学院聘请高官成“传统”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这本身就可以成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经典案例。

　　赵启正上任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极大提升了人大新闻学院院庆的社会关注度，让苦于院庆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不用主动找媒体，媒体就自己找上门来。

　　赵启正赴任的运作过程极为谨慎。人大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大党委书记程天权到新闻学院宣布这一任命决定，之前我们学院的老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程书记说请他的时候非常注意保密，怕大家(其他学校)都去抢。”

　　在采访中，“资源”两个字成为人大方面并不讳言的关键词。

　　“人大看重赵启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要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新闻学院教授陈立丹说表示，“人大请他来是真诚的，类似清华请范敬宜和北大请邵华泽做院长的情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年4月一经成立，即聘请《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无独有偶，比清华大学晚成立一个月的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了同样是部级干部的前《人民日报》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做院长。

　　从官员到学者“发挥余热”

　　一些中国官员退休之后开始主动脱离官职，选择了学者作为自己的新身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也经历了从高官到学者的转变。他是中国驻英国前大使。马振岗表示，在外交系统，很多高官退休之后选择进入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原先的同事，中国驻法国前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吴建民就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受到了校内外的极佳评价。

　　马振岗坦言心迹，做了一辈子政府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不从事一线以后，还想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事情。60来岁是工作经验最丰富、最成熟的时候，虽然受退休制度限制，在一线不可能继续工作，但可以在二线继续发挥作用。

　　马振岗认为他们从官员到学者的变化比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个“更”来概括变化，“所面对的领域和研究更加开放和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实想法，提炼一些思想和建议。”

　　高官纷入高校执教的背后

　　和退休官员“下海”现象一样，退休高官进入学界，同样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领导干部卸职从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现，疏通了此前为“官本位”观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支持者说，目前不少大学的学院院长，尽管学问不错，就是没有本事弄来资源。这是这些学院发展的致命弱点。其实，大学不缺少专家，却真的缺少有管理才能和能够带来资源的领导。

　　但反对者认为，“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学争着请官员，就是看中他们手上的资源，而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学还不要。”一位人大的知名学者表示。

　　反对者还提出，学术成就应是大学选才用人惟一的出发点。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同理，大学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谓也。无论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并不是对卸任官员的真正尊重。”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总的来说，过去高官退休后进人大、政协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好处，现在他们为学、为商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高官退出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形成一个机制。

　　竹立家将退休官员为学为商解读为，与国外先进经验慢慢对接的一种表现。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官员学者商人是一个敞开式的开放对流。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80％左右的教授都有政府高级官员的背景，包括玻利维亚前总统、加拿大前总理等。

　　竹立家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的高官和发达国家的高官有区别，发达国家的高官大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和通才人物，官、学、商三者之间的知识水平在一个档次上，而且互换的障碍很小，而我们不少干部是纯粹的官员。

　　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