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

　　对月而歌

　　张真宜

　　“几十年来，您发了多大的财？”常有熟人这样调侃地问我。“我最大的财富是拥有足以开个小型图书馆的藏书。”我总是笑着这样回答

　　我的启蒙老师是教私塾多年的爷爷。第一课只教了一个“人”字。现在还依稀记得爷爷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说:“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才六七岁小孩的我，哪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他往上扶一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接着说:“人的一生就像走路，走路要靠眼睛，知识就是眼睛。只有努力学习，刻苦读书，才能获得知识。”

　　“努力学习，刻苦读书，获得知识”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半个多世纪来，我之所以与书结下不解之缘，养成勤读不辍的习惯，跟爷爷这句话的深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读课外书了。记得很清楚，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学校阅览室的《儿童世界》。到高小毕业，我已经看完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和一些武侠小说。四大古典名著，我只看了《西游记》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看不太懂，《红楼梦》觉得没意思，这两部书都没看完。我看小说看得很入迷，一次妈妈把米下锅后叫我烧火，并嘱咐我不要光看书，别把饭烧糊了。但边看书边烧火的我，硬是把饭烧糊了，挨了妈妈好一顿训。还有一次暑假，我上山边放牛边看小说，牛跑到田里吃人家的稻禾还不知道，人家投诉到我家里，曾祖母的小鞭子抽得我东躲西藏。

　　中学时代，我除了阅读鲁迅、茅盾、巴金、丁玲、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外，还看了不少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我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常为书中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流下眼泪。长期以来，我把鲁迅的“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话，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关于生命的论述，作为人生的格言。有时，我总觉得，它们与爷爷教我认识“人”字时的说法，有某些相通之处。

　　参军之后，虽然任务繁忙，却没有改变我爱好读书的习惯。大部头小说是没时间看了，我喜欢上了诗歌。我把每月节省下来的津贴费，买了近现代俄国、英国、德国和我国一些著名诗人的选集。我也开始学写新诗，偶尔也在地方杂志上发表。我参军五年后，乘调送南京军校深造之机回家探亲，当时行李中最重的东西是一网兜书。

　　上世纪60年代末，已在驻津部队工作的我奉命参加天津日报社的“军管”工作。当时，报社有个内部图书馆，藏书颇丰，文革前供记者们专用。文革开始后，说里面封资修的东西太多了，暂停使用，等领导审查后才借用。我是军管人员，身份特殊，又是党支部副书记兼编报办公室编委，算是领导班子成员，只要是上班时间，随时都可以进图书馆“审查”。我第一次进去“审查”之后就被吸引住了，不禁陶醉于书的海洋之中。因当时的新华书店除“红宝书”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文革以前出版的书差不多都被贴上了封资修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我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抓记者们的政治学习，参加审阅每天付印前的报纸大样，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我抓紧时机，多次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喜欢的书籍。因担心这些书“流毒于天下”，报社规定只能在图书馆阅读，不准外借。有一些书我看一次不过瘾，或一时弄不太懂，又觉得今后很有参考价值，但想到我随时都可能被调回部队，今后又不可能有机会再到报社来看书了，干脆就将其抄下来，当然不是大部头的。如周振甫著的《诗词例话》，其论述部分我基本都抄下来，还抄了厚厚两笔记本的宋词和词谱。要知道，当时书店里连《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的启蒙读物都买不到。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力、朱德熙，有一次带领学生来天津日报社实习。报社领导以讲座的形式，请两位名家讲古代汉语和现代语法修辞，全体记者参加。但王、朱两位先生主编的有关教科书，当时还未解禁，只好临时编印点讲义发给大家。著名作家孙犁当时已经“解放”，安排在文艺组看有关稿件，但他的《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等传世作品，也仍是在禁之列。

　　后来，为了满足一些部门和人员的特殊需要，天津市有关部门解禁了一批古书，并指定某内部书店销售，购买者须持单位介绍信。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现在我藏书中的《兰言诗钞》是道光22年(1842年)的版本，《随园诗话》是咸丰7年(1857年)碧梧山庄的石印本，这都是当时在内部书店买的。

　　“几十年来，您发了多大的财？”常有熟人这样调侃地问我。

　　“我最大的财富是拥有足以开个小型图书馆的藏书。”我总是笑着这样回答。

　　本版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