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送奔驰宝马重金雇保镖(图)

　　绑架吴若甫的绑匪所使用的武器

　　为保障自身人身安全，中国富豪带上以“秘书”、“司机”身份跟随自己的保镖似乎正成惯例；购买地下保单、送子女出国读书、转移财产乃至移民等已经成为富豪保障人身

　　富豪安全问题使保安服务业兴起，地下保险业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冲击，资本与财富外流，慈善事业兴起，这些或利或弊的既成事实，都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

　　“保镖”经济勃兴

　　保镖待遇超过分公司老总

　　广东、江浙、京津一带是中国富豪最密集区域之一，同时也成为中国保镖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在浙江宁波，专门有以保镖为主要业务的平安商务礼仪公司。据了解，该公司聘请的保镖多为体格强壮的解放军陆海空军和武警退伍军人，体育院校毕业生和武师，身高要求在178厘米以上，体重在75公斤以上，平时没有任务时由公司支付薪水，从2000元到1万元不等。一经出镖，薪水大涨，按照圈子里目前的行情，年薪在5万元至20万元间。同时，公司给镖师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如果发生不测，除由保险公司理赔外，公司将给予一定补偿，且客户还将按工伤抚恤标准支付费用。

　　这家公司的成立引起浙江、上海等地上百家媒体关注，公司自称“保镖业务已引起数百名企业家强烈兴趣”。为让保镖尽职尽责，保镖待遇颇为丰厚，温州乐清一家知名电器公司董事长常年雇佣数位保镖，待遇之高在圈内小有名气，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这位老板最器重的两三位保镖年收入和福利待遇，很可能超过分公司总经理。

　　萧山一位著名富豪的做法更为夸张，他送保镖的礼物是奔驰600或宝马760。因为对保镖的强烈需求，保镖形成产业并催生“保镖”经济，已经成为保安业界的共识。

　　地下保单“繁荣”

　　每年流到香港上100亿港元

　　除聘请保镖等形式外，购买人身保险也是富豪保障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过，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本土富豪，似乎更青睐境外地下保单。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流入到香港的地下保费至少有100亿港元。

　　叶某是温州人，香港某著名保险公司业务员，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跑寿险业务，收入不菲。7月29日，在熟人介绍下，他勉强答应在宾馆见记者一面，在他看来，地下保单之所以拥有生存空间且愈演愈烈，主要还是富豪担心自身安全，以及我国保险服务业自身竞争力不强。

　　叶某认为，购买地下保单根本原因还是为规避人身意外风险，而不是外界炒作的投资获利。“实际上，香港正规大牌保险公司保单回报率能达到4%%~6%%相当不错，外界炒作30%%，可能是六年或七年后的总收入。说实话，每年4%%~6%%的回报率在温州来看，根本不算什么，这里地下金融回报率都超过12%%，从我接触的投保人来看，他们买保险还是为图平安，至于为什么不购买内地寿险，可能是对内地保险公司服务态度和理赔标准不满意。”

　　生活方式转型

　　转移财产送子女出国读书

　　除聘请保镖和购买寿险外，有些富豪还用其他办法保障自身安全，主要表现在其生活方式的转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过多防护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绑架，还可能引起绑架实施者注意，为数不少的有钱人选择普通生活方式，不愿露家底，攀枝花市一家富豪，为了自己的女儿，过了十几年简朴生活，直到女孩考大学。”

　　同时，将子女送到外地或国外读书，把个人财产转移到境外或国外，尽管考虑的是多方面的因素，但在部分富豪眼里，这也是保障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今年51岁的老徐老家在湖州，对自身安全并不太在意，但担心的是孩子。在孩子14岁时，就把他送到英国。老徐说：“在我湖州老家，送小孩到国外读书并不多见，但在绍兴似乎很时髦，除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外，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安全。我在那边雇个保姆兼保镖，孩子一年读书的各项花费接近80万。”

　　老徐说，孩子到外地读书后，自己还通过购置房产等渠道，向英国转移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财产。“万一遇到个三长两短，哪怕是国内资产全部亏进去，在英国儿子名头上数百万英镑的资产，总还是靠得住的。”

　　削减仇富心理

　　加速法治建设挺胸做富豪

　　专家认为，和谐社会应该为一切人包括富人的正当生存和发展，为财富的合法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通过媒介将防范方法告诉公众显得十分重要。”王大伟教授表示。

　　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加重处罚，对绑架分子进行严厉惩处。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对富豪和民营经济很有研究的马津龙教授说，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劫富济贫一直是作为正义的东西来宣传的，这是旧社会、旧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的反映。但这种社会观念，无形中给那些针对富豪的犯罪分子找到精神和心理上的“合法性”。

　　如今，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包括一切公民，也就包括富人。所以，在新中国、在新时代，济贫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劫富是不允许的。消除仇富、有钱是恶等社会心理因素，严格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才能让一切追求富裕的人们过上太平富裕的日子。加速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由之途。据《瞭望东方周刊》

　　绑匪个案好逸恶劳渴望绑架致富

　　“小炮仗”是四川人，今年20岁，17岁那年高中辍学后，来到浙江宁波等地“闯荡江湖”。平时，他喜欢跟着社会上的“混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收些“闲钱”偶尔还帮赌徒看场子、望风，拿些小费。有时还会成为警方、媒体的线人，每到年关、暑假，他就在宁波、上海等地火车站卖黄牛票。

　　让“小炮仗”留下“江湖名声”的当然不止是这些杂活。他每逢春节，还会和一群人，在浙北、苏南和浙东一带的乡村，拿着炮仗、烟花，到当地富豪家门口放“炮仗”，主人受惊走出房门时，一群人和“小炮仗”一起，盯着主人邪邪地笑。这些富豪多半会以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钱买下他们手中不值百元的炮仗烟火。“小炮仗”尽管年龄不大，但团伙中经常由他探路、摸底，而且拜年屡屡得手，也就留下“小炮仗”的绰号。

　　尽管“小炮仗”没有固定职业，但由于许多偏门邪道都挺来钱，所以他自称2005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带了4万多存款回家。

　　“谁都希望成为富翁，我当然也想。在我看来，只有绑架富豪才能快速致富了。现在看这场子呀，放炮仗呀，卖火车票啊都是在积累经验，但愿有一天能成大事。”“小炮仗”对打工很不屑。

　　特点分析

　　■贫穷不是产生犯罪的土壤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海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实施绑架的人群，大体上可分为：亡命之徒；想入非非的年轻人；利益当事人。温州商人许明同意于海的观点，他说，多数绑匪是因为经济纠纷、赌博、吸毒等原因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是与心理变态扭曲、社会风气差等有关。

　　人大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告诉记者，应该承认，不少绑匪是所谓的“三无”人员，经济上属于低收入人群。

　　■很多绑架案主要针对亲属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些绑架案，针对的并不是企业家本人，而是绑架其亲属，以撕票相威胁，索要赎金。

　　2005年上半年，上海的王女士3岁女儿被人绑架，对方索要赎金10万元。警方成功解救被绑架者，实施绑架者程红芳被判有期徒刑10年。

　　1998年11月25日早晨，一个陌生男人打电话给中国新雅投资集团董事长郑步良，要他准备好200万元现金来赎他的儿子郑体永。郑步良立即报警，绑匪将郑体永撕票杀死。

　　■两类人成绑匪眼中“肥羊”

　　毋庸置疑，绑架风险正在逼近中国富人，根据新华社通稿发布的内容，犯罪分子绑架的对象主要有两种：一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和文体明星等名人，另一是家境比较富裕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中小学生。

　　■绝大多数绑架是经济绑架

　　研究中国绑架犯罪研究的知名学者、福建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张昌荣表示，“目前中国发生的绑架案，都是经济绑架，绑架实施者几乎都是为了钱财，目标、目的都十分明确。”

　　但在哥伦比亚等国，不少绑架是政治绑架，且常发生集体绑架。

　　■东南沿海富豪云集绑案多发

　　东南沿海是中国富豪集中的地带，也是绑架案件的多发区。以福建为例，从1995年开始，绑架案件明显增加，到2001年已立案1200余起，绑架受害人达1500多人。

　　■绑架越来越成为高智商犯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侦系副教授陈刚告诉记者，目前，绑架犯罪团伙的反侦查手段正在不断提高，跨地区绑架犯罪十分普遍，同时也出现了跨国绑架犯罪。在索要赎金的手段上，也出现了通过网络发电子邮件等新手法。

　　专家提醒

　　在交往对象上要注意保护隐私，特别是面对初次相识的人，要对生活规律、家庭电话保密；加强对重点人群防范，包括投资商、特殊行业者等；发生绑架后不要犹豫，要马上报案，但要注意保护案情，不能轻易将已报案告诉邻居和朋友；增强反绑架意识，生活工作中远离吸毒者等陌生人群。

　　相关数据

　　1984年全国发生绑架（劫持）人质案件5起，1985年12起，1986年16起，1987年29起，2004年，公安部公布的绑案件数为3863起。而世界公认绑架案发生率最高的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在绑架案最高发的2001年，统计案数是3000余例。按照人均绑架发生率来看，中国是墨西哥的1/10，哥伦比亚的1/30。

　　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规定，构成绑架罪的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致人质死亡或杀害人质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均据《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