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折射出的信息

　　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办法》（以下简称《问责办法》）实施后，去年10月28日，时任石柱县县长的岳中焕因“9·25”特大交通事故而引咎辞职，成为第一位按《问责办法》引咎辞职的行政“一把手”。随后数名政府官员被重庆市纪检监察部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岳中焕被给予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石柱县委书记刘宝亚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11月24日《扬州日报》）

　　用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追究“问题官员”的责任，这是打造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人民政府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种负责，体现在爱民、为民的依法办事上，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手握人民给的权力，而不能为人民尽职尽力，出了问题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追究，这既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警示，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种有效监督，对于改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将政府工作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具有标本式的意义。

　　透过向官员“问责”，我们仿佛听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铿锵有力的前进脚步声。“问责”是一种民主权力，是“主人”角色的回归。自古以来，人民群众是无权过问“官事”的，现在不仅能问，而且能“问”而“责”之，敢于向“问题官员”说“不”，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有人把问责制说成是“开辟第三条监督通道”，这是很有道理的。有分析人士指出，问责制是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制度的有益补充，它的不可忽略的优势是及时，有利于尽快平息事态，化解矛盾，消除民怨民愤，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好制度。

　　《问责办法》实施一年以来，已经问责49名官员，87名领导干部被追究责任。这一方面表明，它已初显对官员的威慑力；另一方面也表明，还有不少官员对问责制是漠视的，如果不是这样，哪会出现这么多受到追究的“问题官员”？这至少说明，我们有些官员，在勤政为民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问题，离“三个代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于是我有两愿：一愿行之有效的《问责办法》从重庆很快走向全国；二愿被责问追究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少。

　　(稿源：红网)

　　(作者：沈仰佑)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