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亚昕
节庆文化心态，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因为最值得庆贺的也就是最有价值的，新春就成为过年的主题。对于农耕民族，还有什么比大地回春更加重要可是，一旦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商机似乎就比传统的主题还要抢眼。
比如，农历七月七，“乞巧”的民俗开始为情人节的炒作让路。过去牛郎爱织女，如今满街“老鼠爱大米”。不是辛勤的劳作，不是坚贞的守候，而是把爱情从天上拉到地下，化精神为物质，“你是我的肠，你是我的胃”，等等。大体上，情人节比诗人节更受关注，恐怕是大势所趋。就像中秋节，“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已经被硕大的月饼给遮掩了。家国一体，家庭的团圆，国土的完整，却始终属于最高的价值所在。一个民族，不可以失去价值感。为什么“九一八”会变成“就要发”原因主要是来自人们对于价值的忽视，当然，也许还有某些人对于商品价格的过度热心。
诗歌与流行、诗人与节庆，往往存在距离或者反差。就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潇洒的姿态背后有多少无奈在“沉默”的康桥背后，藏着多少苦涩的潜台词为什么诗人挥手而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令人动容的故事，却不适宜敲锣打鼓地大肆渲染。就像“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这首流行歌曲就很是富有诗情画意，可是近来读孙伏园游记，意外地发现，一九二四年夏天鲁迅乘舟入陕去西安讲学，那景象却出人意外地没有诗情也没有画意———尽管鲁迅也许曾经坐在船头，那走在两岸的二十多位纤夫竟然是一丝不挂的而且西安城中为了求雨，居然举城食素，禁杀猪羊。从一九一八年写《狂人日记》，到了一九二四年在内地还一切依旧，不知鲁迅有何感想。这一段记忆，在《野草》中似乎可以寻得蛛丝马迹。总之，传统与内地、与乡土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鲁迅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或许与此有关。十年以后毛泽东到了陕北，也在感叹窑洞与上海亭子间的差异———他赞许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也是在认同鲁迅立足于现实的思考路数，理想性和可行性是同样的重要———这便带来毛泽东诗词的理想品格和实践品格。所以说，诗意在情深处，真情在牵挂中。我想，那些富于价值的记忆，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7日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