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遏制处长权力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郭高中

　　从10月10日在单位最后一次露面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招商促进局综合处处长唐献文就神秘“失踪”。与唐献文同时“失踪”的还有广西招商局百企入桂处助理调研员黎俊兵、亚太处副处长宋翠珍等人。11月3日，记者获悉，唐献文等人涉嫌倒卖进口汽车多达700多辆，非法获利可能达1000多万元。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近年来“出事”人数最多的就是处级干部。这些人在行政序列中级别较低，但手中掌握的权力却不能小看，一旦案发，动辄百万，甚至千万。

　　一个个处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一般而言，处长作为部委和厅局一个低级别官员，并不具有决策权。他们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的权力之所以‘变大’，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发生了变异。”

　　国家某部官员陈国卫认为有审批权力的地方就可能有腐败。处级作为部委最基本的工作单位，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处长作为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就基本会被采纳。权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了。”他说，处长往往是行贿者要过的第一关。一般来说，处长负责审核材料真伪，是否要移送上级官员，由他们来定。广西招商局一位处长说：“处长的权力很大的，我们每年节假日上北京，主要是和各部委的处长们打交道。”国家某部的一位处长证实了地方官员的话，“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前来拜年的地方领导极多，排场之大，令人震惊。”

　　李成言说：“人们都说处长是可以当家的，上边的人往往受制于下边。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打一个报告说执行困难，就有可能轻易改变决策。这个过程中权力如果产生变异就可怕了。”

　　李成言认为，按照中国的行政体制，本来应该是决策和执行一体的，但现在却人为地被分离了，几乎所有的执行功能都下放给了处级。至于执行得怎么样，只听下级汇报。上级应该担当的决策、监督和执行一体的功能就这样分离，导致监督的弱化。

　　中国人民大学专家毛寿龙则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想法在作怪。现行体系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鲜见事中监督。“这个处长的上级可能不知道，但下级肯定知道。这形成了有权者不知情、知情者没权监督的尴尬情形。”

　　中央党校调研处处长辛鸣对于毛寿龙的观点深表赞同。但他同时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加强“一把手”的监督已经形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一把手”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而处长作为较低层次的政府官员，社会往往忽视对他们的监督。他认为加强对中低级别官员的监督同样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