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不知身是客

　　■林铁

　　《三湘都市报》11月13日刊发了刘永涛《被梦魇袭击的生活》一文，高度评价了青年作家冉正万的新作《飞鼠》。刘文认为《飞鼠》深度批判了异化严重侵蚀了纸房愚众的心灵世界和生活方式。但读罢小说，我认为，异化并不属于纸房，冉正万迷恋于原生态的细节描写，让我们赏尽奇物、奇闻、奇人、奇事，包括他日臻成熟的奇特叙述，却最终并没有树

　　这只长了翅膀的飞鼠，在主人公汪中文和老婆黎米在家进行灭鼠大战后横空出世。奇异之至，两口子在难辨祸福的情况下把飞鼠留下来，放在铁笼里养起来。结果他们此举竟带来了更加奇异的结果。“仅仅半天时间，汪中文和他的飞鼠就已经蜚声纸房”。纸房远近乡里都慕名而来观赏稀世罕物。汪中文一家的生活也从此改变。在经历了被啧啧称奇的“荣耀”的同时，也遭遇到因妒忌而不满的乡邻的种种刁难，乃至被挤至人际关系的边缘。最后，整个纸房的人一同陷入一场捕获下一只飞鼠的争夺战之中。

　　应该说，《飞鼠》基本上继承了冉正万的一贯风格：对原汁原味的生活的细腻叙事、迷人的黔北乡土方言，加上对普通小人物心理状态的深刻揭示。失衡无疑是这篇小说的一个基调。神奇的飞鼠打破了汪中文一家以及纸房远近的平静特别是心态上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由此衍生的“居奇”心理在此一一显露。失衡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弥补失衡的开始。面对这个奇异之物，纸房的乡里乡亲要么将之神化，比如唢呐匠梁宗国认为飞鼠“是沾了仙气的，敬它才是对的”，要么妖魔化，比如脾气暴躁的武开志，声称飞鼠是“精怪出世，世道不平”。但不管用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弥补各自因飞鼠不属于自己而产生失衡心理。以至于愈演愈烈之际，言语的描述（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已不足以弥补内心的失衡，最后都诉诸于行为。比如乡痞梁小格用长竹竿捅汪中文家的柿子以示不满，同时他的行为还得到村长的有意袒护。更多的是，在周福生一家编竹笼子的务实态度的启发下，一窝蜂地投入到捕猎飞鼠的行动中，颇得“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之理。与此相对，汪中文的居奇心理也迫使他不断地守卫自己众人皆无他独有的境况，并从中渔利。因为居奇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后来对优越感受到威胁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沮丧（“他真想离开纸房搬到其他地方去”）与顽抗（请村长评理乃至加入捕鼠队伍），这些如同魔咒一般，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主人公的生活。

　　乍一看，纸房俨然鲁迅笔下的未庄。以飞鼠为傲的汪中文正如从城里回来在众人面前显摆城里见闻的阿Q。他心潮澎湃，盘算着靠飞鼠发财后钱怎么用时的那副得意之状，近似阿Q在土谷祠里打算怎么革赵老爷家的命、搬宁式床、抢姨太太的南柯一梦。而纸房乡里百姓对汪中文的态度，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在鲁迅笔下的旧中国农村的群众中找到原形。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判断作者冉正万以鲁迅式的决绝姿态狠狠地批判了纸房诸众的愚昧呢？非耶。秉以启蒙理性的鲁迅常常陷入对阿Q之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在本篇小说中，作者放弃的恰恰便是精英姿态。在冉正万的叙述中，纸房的“愚昧”不成其为“愚昧”，对“愚昧”的批判也就无从谈起。有过地质勘探工作经历的冉正万对土地乡野的了解极为深切，他并不愿意看到一个被理性过滤的乡土，一个遭到刻意解释和人为分割的现实，他更愿意呈现原汁原味的生活形态，比如自然的人情百相，本原的喜怒哀乐，真挚的心理流露。所以，在他笔下，纸房的老百姓极为生动可爱。无论是自私、妒嫉还是沾沾自喜、愤愤不平，都是本色书写，是一种自足的民间状态。作者拒绝以是非评判的姿态去面对纸房的百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谁也不敢停下来。”

　　然而，这种零度介入的方式固然能给我们带来品味原生态民间状态的快感，但由于批判纬度的撤除，也就造成了本篇小说内涵趋向平面化。作者撤除的批判纬度正是现代性的批判纬度。现代性是指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它被理性精神所支配。这种现代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理性（个体价值）。现代性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一种理性精神（当然其内涵复杂，本文暂存不议），鲁迅正是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吹响鞭挞国民劣根性的号角的。在《飞鼠》中，原生性话语显然压倒了现代性话语。乡邻对汪中文的攻击完全出于一己私愤。而汪中文妻子黎米对汪中文诸种行为的不满和担心，完全出于传统道德中最朴素的敬畏和善良。比如，黎米开始想除掉飞鼠，不是要破除迷信，而是因为她认为“年岁不好才会出精怪，要是它们全都长上翅膀，庄稼就要遭殃了，庄稼都遭殃了，人就没法活了。”汪中文从参观飞鼠的人那里收门票，她不能阻止，但“觉得害臊，躲在屋子里不出来。她烧了一壶茶，把茶杯洗得干干净净，有人进来参观的时候，她假装没有看见，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活儿，等这些人参观完了，立即奉上一杯热茶。当一壶茶快喝完了，她终于心安理得起来。”封闭自足的纸房伸向外界的一个触角——那位刚读了半年大学放寒假回来的大学生，以科学的理性态度将飞鼠认定为基因变异，但他的声音显然因为人微言轻而无人理会，甚至连他自己心里也在盘算上学后怎样把这件奇事讲给其他同学听。

　　通过原生态的描写，我们并不难窥视到作者隐秘的激情。但由于现代性批判的缺席，小说的张力丧失了。作者无意中陷入到一种乡土混沌梦境的营造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作家的主体性被悬置起来，作者匍匐并满足于对乡土尘埃的书写中。然而叙述语言的熟练与圆满并没有撕开现实的裂缝，人们在纸房这个山村日久天长地活着，而生活走向何处？生活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作者悬而未决，没有追问。

　　有人说，“飞鼠”给纸房缔造了一个“梦”，这梦是异化之梦，是贪婪之梦，是金钱之梦，是欲望之梦。老鼠长翅膀的故事固然奇异，正如人变成甲壳虫一般。但本篇小说不是《变形记》。卡夫卡通过甲壳虫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非人性以及个体性的萎缩。对异化的批判便是呼唤人性的回归，但长翅膀的老鼠只不过是老鼠的一个异种。飞鼠的意义在于它铺开了这个叫做纸房的村庄的小老百姓们的心理地图，作者在这里只不过运用奇幻的写实手法。飞鼠或许是纸房诸众欲望化的延伸，但如果说对金钱的追求使纸房人陷入异化的梦魇则有失公允。因为显而易见，异化是社会进步对人纯真人性的吞噬，反叛社会理性是批判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正如前文所叙，在纸房这个封闭乡村，社会理性从何谈起？支配纸房民众的原是一些朴素的生存法则和原始的道德规范，商业的功利主义显然离纸房非常遥远。汪中文卖一天门票才23元8角，猪贩子文天坝怂恿他把飞鼠卖给动物园，因为他以前就卖过3000元的三脚猪，而飞鼠比三脚猪更值钱。如果汪中文一心向钱看，他定然会算出要有多少个23元才能抵得上3000元吧。作者并没有在文中渲染商业主义气息。在汪中文等大多数纸房人看来，对飞鼠的独特拥有要远远胜过3000元钱的商业利益。这只不过是传统的居奇心理的体现。这里也无所谓人性的复归，因为在作者笔下，纸房诸众已然是最朴实最真纯的人性了。

　　那么这只飞鼠不是异化又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小说的最开头去吧。“鬼节过后的第二天，汪中文和老婆打死了一箩筐老鼠”。飞鼠是灭鼠后的幸存者。作者颇有意味地指明它是在鬼节过后的第二天被发现，传说中的鬼节是死去的祖先的亡灵回到人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飞鼠是不是先祖－传统的遗物呢？从纸房的群众朴素心理反应来看，这实在是有大大的可能。飞鼠不像是现代的毒瘤，而是传统文化的遗症。遗憾的是，理性批判的缺席使作者拒绝扮演医生的角色。

　　读罢这篇小说，有一个人物让我难以忘怀。那就是被称为“纸房最懒的人”的张齐发，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为了捕鹰，“异想天开地打算在自己胳肢窝下打两个洞，把老鹰的翅膀插进去，等伤口愈合了就可以飞上天。三年他捕了三只鹰，嫌它们的翅膀不够大。他把鹰养在自己屋里，有天早晨三只鹰一起攻击他，一只啄眼睛，一只啄肚子，一只啄他的双手，眼睛瞎了，双手残了，肚子还在流血，他受不了，用火药枪朝下巴开了一枪。”堪称这篇小说最神奇最富诗意最有想像力的一段描写——在封闭原始的纸房竟生活着一个不懈地对抗生活、梦想飞翔的人啊！然而，人的这种诗意而悲壮地对生活的超越，竟也在一片嘲讽和羞辱中很快便黯然无力了。

　　当人已经丧失超越的翅膀，动物界同样渺小微弱的老鼠却居然长出了翅膀。

　　在批判被放弃，追问被悬置之后，这或许便是作家冉正万最后不得不面对的无奈与荒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