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感染者首次面对公众说：“我们不怕死就怕孤独”

　　孟林，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爱之方舟”的负责人，戴着浅色墨镜和帽檐拉得很低的帽子，走上了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讲台，此时台下坐着近千名听众。他成了北京市２０年来首次面对公众的艾滋病感染者。今年１至１０月，北京共查出５６１例艾滋。

　　【权威发布】

　　北京今年新增５６１例艾滋

　　昨天上午，“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中山公园举行。北京市卫生局公布，中国已进入艾滋病快速增长期，截止到２００４年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８９０６７例，艾滋病感染者正以每年３０％以上的速度递增。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到２０１０年，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将超过１０００万。

　　北京自１９８５年发现首例传入艾滋病患者以来，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共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２７１１例，其中本市居民５２４例，外省市居民２０２１例，外籍人员１２６例，不详４０例。同时监测资料显示：流动人口的感染比例明显高于本市人口。今年１至１０月，北京就新检查出了５６１例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本市居民９７例。其中感染者４７５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４０．１％，艾滋病病人８６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４５．８％。

　　孟林说他必须站出来为同伴说话。王丹／摄

　　【接触感染者】

　　拉紧上衣想遮住脸庞

　　昨天的孟林是场内关注的焦点，面对着蜂拥而至的摄像机和镜头，他虽然戴着墨镜，但仍紧张不已，不停地拉紧上衣，试图遮住脸庞。上午８时３０分他就来到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因为要打印发言稿，孟林一路小跑着从音乐堂赶到一间工作室打印，而记者也就一路小跑跟着他，这才得到了和他第一次简单的接触。

　　“我是昨晚从昌平赶来的，稿子也是连夜写的。”孟林说话时始终低着头。他快速地从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拷贝打印。当记者赞叹他敬业时，他抬起头来，笑了。

　　戴顶帽子拉低帽檐上台

　　九时，孟林即将上台演讲了。因为先前有了短暂的接触，在后台，当记者再次看见他时，他轻松了许多。他笑着说，上台不害怕，就是要化装。而他所谓的化装，其实也就是脱了外衣，戴顶帽子而已。

　　在主持人宣布，“有请２０年来首位面对公众的北京市艾滋病感染者”时，孟林走上讲台，记者发现他是带着微笑的，此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讲完后迅速下台

　　孟林讲完后迅速下台，背起背包，摘掉帽子就朝门外走去。他说要去看同样在中山公园举办的一个摄影展，这个摄影展是他们一帮艾滋病感染者共同拍摄的，反映了他们的呼声和生活。

　　进入一个不大的展厅，几十幅放大的照片整齐地挂在墙上。照片是几个艾滋病组织，如“红丝带志愿者”、“爱之方舟”等举办的活动，虽然没有一幅是患者面对着镜头的，但他们团聚在一起的背影，也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观。

　　孟林越来越放松了，除了始终对镜头说“不”外，在中山公园内的一个石椅上，和记者聊起天。孟林今年３７岁，１９９５年感染上艾滋病。他不仅是北京市艾滋病感染者２０年来首次面对公众，而且是目前北京市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感染者。

　　【倾诉语录】

　　想埋在有山有水的地方

　　“我的真名不叫孟林，我的愿望是离开人间后能埋葬在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地方，所以我就起名叫孟林。在北京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我是不能透露出我是艾滋病患者，否则，很难找到生存下去的空间。”

　　“１９９６年初，我高烧不退，腹泻严重，全身淋巴结肿大，并出现皮肤溃疡等症状。那时我的事业很成功，也很有钱，当时我就要疯了，多次想到死。我幸运的是遇到好心人。那年大年三十，我拨通了一直锁在抽屉里的佑安医院艾滋病咨询处的电话。初二早上９点钟，当时值班的艾滋病咨询医生徐莲芝，我后来叫她妈妈，在医院门口足足等了我４０分钟。她拉着我的手从后门走进诊室。就这样，我生存了下来。”（说到“妈妈”，孟林一直笑着，洋溢着少有的快乐表情）

　　记不清多少次为同伴穿寿衣

　　“十年来我多次面对死亡。起初听到谁死了我会很难过甚至恐惧。但后来就漠然。记不清参加过多少个同伴葬礼了，帮多少个同伴穿寿衣。但现在我的心情很平静，每次送别我只想一件事，谁会帮我穿寿衣呢？”

　　“我是北京人，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有过女朋友，但没有妻子，现在更没有一个亲人，有的只是很多的朋友。其实我们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孤独和歧视。我们渴望温暖。每天我都自己找开心，我要为同伴们做些事，让他们都不孤独。今天同伴打算来，但害怕在公众场合露面，现在躲起来了。”

　　“今年年初我创办爱之方舟协会，协会得到了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的赞助。现在协会全职的人员共有四人，我们要负责网络的维护，每月的杂志编写，定期举办交流会等。目前北京市真正敢于站出来的艾滋病患者并不多，只是很少的人数。我希望那些生活在阴影中同伴们能和我们走在一起。”

　　每月治疗费就得花１万多

　　“在生活中，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中是没有人知道我是感染者的。因为我真的害怕歧视的眼光，害怕没有人和我做生意，害怕没有钱。因为十年来我治病已经花了３００多万，现在每天都要吃药。每个月的治疗费是１．１万元。和其他的感染者来说，我活到现在，除了心态健康外，经济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我害怕镜头的原因。”（说这段话时，孟林显得很无奈，他不停地叹气。猛抽了几口烟。）

　　“现在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这帮人说话，现在我做这个事情觉得很荣幸。今天我只想说，我们只是病人，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歧视我们。”（孟林把烟灭了，扔到几十米远的垃圾箱内。他说同伴们不要像他一样抽烟。）

　　【记者手记】

　　孟林不停地告诉我，“我很开心。”但我却透过他的墨镜，看到眼睛透露出的悲伤。十年了，他与病魔搏斗了十年，只要没有了药，他随时都面临着死亡。

　　据了解，目前治疗艾滋病分为两类用药，一是国家免费的一线用药，但患者服用三至五年后就产生耐药。二线用药，因为是进口的，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服用。

　　在此之前，我还接触过另外几位艾滋病患者，过了一年的午后，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患者的电话，她告诉我“已经出现耐药”。她说希望我帮助她，但我却无能为力，当时我流下眼泪。

　　我知道他们是孤独的，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和他们一起共餐、玩耍。每一次采访结束时，我都想与他们握手告别，但他们笑着说：“再见。”手却总插在裤兜里。

　　写完此稿时，是在热闹非凡的办公室，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忙碌，每一个人都面带着微笑，因为和外面寒冷的气候相比，温暖如春的室内让人心漾不已。这时我想起了孟林的话——“我们渴望温暖”。

　　信报记者 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