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舒同

　　编者按：今年11月25日，是中国书法巨擘舒同一百周年诞辰，本报约请舒同的战友欧阳文撰写本文，以纪念这位当代书法艺术从复兴到辉煌的重要奠基人和组织者

　　受用一生的一席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舒同同志都在红四师工作。但是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们从未有过接触。只知道他很早便投身革命，在上海为党做过地下工作，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年轻的老革命家，毛主席还称他为“马背上的书法家”。1936年2月初，我由十二团团部调到三连当政治指导员。那时候，一个师的人数不太多，编制也不太大，再加上舒同同志有着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的良好习惯，特别是我能去师里开各种会议，因而我和舒同同志不仅经常见面，还受到他许多教导。

　　记得我到三连不久，舒同同志就来了，我先陪他到连里各处走走，然后向他汇报了连队的情况，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自己做连队工作的时间不长，文化程度也不高，又长期在团的机关里工作，对于能不能当好指导员，心中没有底……他听完我的汇报后，先是对连队工作做了几点指示，然后拍着我的肩膀，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不要紧嘛！不要紧嘛！其实只要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就行。我们红军里有不少指挥员过去根本没学过打仗，现在不是打得很好吗？当然，连队工作和机关工作不一样。当政治指导员首先要抓好党支部工作，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同时，自己要处处和事事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只有这样，你说的话才有人听，你讲的课才有说服力，你才能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他的一席话，对我这个刚下连队当政治指导员的年轻人来说，真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我从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漫长岁月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舒同同志的这次谈话，真可以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让我受用了一生。

　　开初，连里有很多东北籍的新战士，他们来自国民党的东北军（直罗镇战斗中被俘后入伍的），对红军的艰苦生活、严明纪律，很不习惯，特别是他们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旧军队里的恶习，因而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还打人骂人。当时连队经常行军打仗，根本没有时间来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利用出发前的动员和宿营后的行军讲评（等待分配住房的间隙），以及行军途中的补充动员和个别谈心等等时机，进行教育和帮助。当然，我也牢牢记住了舒同同志告诉我的：不仅要言传，而且还要身教，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

　　有一个姓张的东北籍战士，入伍后进步很快，军事技术很好，不久就当了副班长。一天，他打骂了班里的一个陕北籍战士，引起连里陕北籍战士的一致反对。当时这个副班长心情很沉重，以为这一下非要受到重重的处罚不可，全连上下也都在密切注视着连领导的处理。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连队的团结甚至战斗力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我认真地做了调查，搞清了问题的起因后，和连长交换了一下看法，便一面劝慰了那个挨了打的战士；另一方面耐心地批评了这个副班长，并带着他向那位战士做了检讨，又趁机讲述了红军里官兵一致，亲如兄弟等革命道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是有些东北籍战士还不放心，以为我还会做其它处理。可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有一天，这个副班长生病了，我急忙给他请来了医生，同时拿出自己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积蓄，买了几个鸡蛋，做了碗鸡蛋面条，给他改善生活。行军时帮他背枪弹，宿营时给他找热炕住，晚上查铺还要专门去看望他，给他盖好被子……一系列的实际行动，给他以及所有东北籍战士以很大感动。紧接着我又向他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帮助他们进一步区别红军和国民党军的不同性质，帮助他们搞清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并发动全连党员、团员都来做团结帮助他们的工作。从此，这些东北籍战士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也有了明显进步，连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也相应得到了增强。

　　在一次师政治部召开的会议上，我汇报了这个问题的处理经过。舒同同志听后，非常兴奋地对到会人说：三连做得对！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得这样做，他们的工作将会越做越好。其实，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点小小进步，是和舒同同志平时不断帮助分不开的。

　　作风与书风

　　1937年1月，我由十二团调红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这就更加直接在舒同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从此，对他的思想、品德、作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对我的教诲也就更为具体、更为全面。

　　舒同同志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特别是非常关心干部的成长。他经常组织我们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并注重抓作风的培养。舒同同志认为：如果不在作风上有个改变，就很难和基层打成一片，特别是今后下基层独当一面，就很难适应基层生活。因此，他按基层的作风要求我们。要求我们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整洁的军容风纪，例如，吃饭前要站队点名；吹号后列队进入餐厅；先把饭装好，值日员下达“开动”口令后，才能吃饭；十五分钟内吃完，吃不完也只有放下；然后统一离开餐厅，在外集合；解散。其他如：着装要整洁；要绑绑腿；要出早操等等。开始，有些同志不习惯，还有些怨言，但是当一想到舒同同志的苦心后，也就慢慢习惯自如了。他对我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要求团级干部都要写日记，写好后送给他审阅。审阅时，他批得很仔细，篇篇都有眉批、有尾批。特别是还专门教我写毛笔字学书法。他先写一张正楷字，给我作为样板。每

　　天要我照着写一张交给他，他一笔一画改得很仔细，改了后还要给我讲解。他对我说：学书法写毛笔字要多练。他五六岁开始练写毛笔字，14岁便给人写对联，因为个子矮，够不上八仙桌，便站在板凳上写。可惜，我只在两三个月中抽间歇时间学习，还没有学好，我们就分开了。

　　辣椒的故事

　　舒同同志作风民主，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在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从不以领导自居，凡是他对我们要求的，他都能率先做到，并且比我们做得好。有了工作先找我们科长商量，统一意见后，他再做决定。有这样一个本来不值一提的小故事，但是我印象极深，从中可以看出舒同同志的处理方法和为人，真是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

　　部队在旬邑整训时，正值夏天，病号很多，而且绝大多数患的是痢疾。根据南方人的习惯，拉痢疾是不能吃刺激性食物的，特别是辣椒。因为一吃辣椒，肠胃受到刺激，本来就腹部疼痛难忍、拉脓拉血的病情就会加剧。因此，舒同同志就通知部队要求禁止吃辣椒，其他师领导也认为这一要求是对的。按理这是行政部门的事，舒同同志作为政治部主任可以不必管它，但是为了爱护部队他破例提出了。一天早晨，舒同等几位师领导去城外散步，看见菜地里种有辣椒，有个领导便想买一点带回去吃。他采摘了一些，用自己的军帽装着。可是，还留有一些，军帽装不下，便向舒同同志借军帽。舒同同志不给。那位师领导很奇怪，问为什么？舒同同志说：我们不是向部队提出了不要吃辣椒的要求吗？那位师领导连忙检讨说：“哎呀！我忘记了！我忘记了！”立即给老乡付了钱，把辣椒留在地里，便随大家回营房了。过了几天，政治部几个科长想吃辣椒，联合起来要管理员想办法去搞。管理员碍于情面推却不了，就照办了。开饭时，舒同同志见桌上有辣椒炒肉，就没有吃饭，马上把管理员找去批评了一顿，还要关他的禁闭。我们几个科长一看事情不妙，便商量一下，集体去见舒同同志。向他说明这个事情的发生不能怪管理员，是我们几个人联合要求的，要处分就处分我们。舒同同志把我们几个科长狠狠批评了一顿，他严肃地指出：如果自己下的指示，自己都做不到，今后怎么去要求部队执行呢？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对联的故事

　　1962年8月，我在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当政委，后改任院长。此时，正好舒同同志也在西安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这令我兴奋不已。算起来，从1937年8月红四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开始，我们便很少见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始终想念他，想见见他，但是总没有机会。这次我们同在西安工作，真是天赐良机，好得不得了。于是，我马上去看望他。后来，他也到学院来看我。我们每次见面，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好首长、好老师。他还给我写了一副对联：“长风破万里，干劲冲云霄”，作为对我的期望和鼓励。可是，这副对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给他带来了一个多星期的批判。原因是我被诬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集团的漏网分子”揪了出来，西北局的造反派把这副对联抄了去，作为舒同同志为我这个“反党分子”“鼓反党干劲”的罪证。后来，每当我们相见，回忆这段既滑稽又可笑的往事，只有相对无言，摇头不已。

　　1978年1月，我获得了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从西安调到北京。正好，舒同同志也从西安调到了北京。这样，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在我家住了一天，我问他，还敢不敢给我写副对联？他说：“写！”没几天，他就写了一副以毛主席诗词《长征》为内容的中堂和一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对联送来了，使我感慨万分。

　　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会更加缅怀他的不朽业绩和优秀品德，他的德与艺将成为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28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