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研究须克服五种倾向

　　陈文胜

　　纵观全国三农学界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五种有待克服的倾向。

　　一是理想主义倾向。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定位为“应该怎样”，却不分析现实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和政策制订者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

　　二是道德主义倾向。这部分学者以农民的维权卫士自居，鼓吹对基层政府革命而非改革。笔者不否认三农问题上升为全社会的道德意识，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意义。但问题是，道德意识并不等于科学态度，道德热情最容易自我放大，从而迷失科学思维的方向。特别是对农民客体化的那种道德关怀，经不起理性的审判。善的动机也并不一定能产生善的结果。

　　三是历史经验主义倾向。不顾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时代背景，生搬硬套中外的历史经验。有的学者动辄把问题归因于制度不合理，生搬硬套一些欧美经验，用以指点中国三农问题的“江山”。其中最热门的是“民主”和“自治”的研究。中国落后的乡村，并不像学者专家所说的那样，给点“民主”就能阳光灿烂。希望推进农村民主来发展农村的城市学者，为什么不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推进民主呢？建立民主制度很重要，而当前的任务是要让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能有一个合法的受保障的政治搏弈平台。民主不能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会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同时必须要保护弱者，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和谐。

　　一些的学者和国人对美国的民主十分向往，而对中国数亿农民的民主实践视而不见。事实上，中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数亿农民从鼓掌表决，到举手表决，再到投票表决，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农民对权力从顺从、到不合作、到谈判、再到抗拒、特别是发展到了现在叫板政府和罢免官员的时候，这是中国民主的一个伟大进步！

　　四是新闻典型主义倾向。不做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不严肃思考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注重客观科学性，用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新闻式实录一些典型个案，抓住一些新闻“卖点”，引用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想，炮制出耸人听闻的看法，追求轰动效应，以此作为平步青云快速成名的一条捷径。而问题不在于这些以媒体报道、农村生活经验、到村庄的几次考察调查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资料为基础提出来的观点是否正确；而在于持这些观点的学者缺乏一种谦虚的品质而过于自负，更在于这些缺乏科学论证的观点最能够惑众也就最容易被媒体“买进”再当作热点“卖出”。

　　五是自言自语倾向。当前中国“三农”学界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在自言自语。以理论演绎理论，以数字推算数字，以逻辑推理逻辑，少有把精力投注到与实践层面的互动上。而理论研究怎么可能离开研究对象的参与和互动呢？

　　真正的学者专家必须自觉地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不断发现更为文明的社会结构，一是不断揭露现存社会秩序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大批文字工作者呼吁社会“应该怎样”，而是需要一大批李昌平那样不计个人利益的“天真现实主义”者，来揭示社会问题，促成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推动社会朝着“可能怎样”的方向发展。真正的负责任者应该是既有主义，也有良心；既要无情鞭挞不合理的丑恶现象，也要温情脉脉的抚慰这个饱经磨难的民族；更要肩负起自己的那份公民责任。谁应该对历史负责？不要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要说“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必须首先负责，才能体会到责任感带来的改观。而非看到改观，再开始负责。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不在于他做的那几篇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的学术成果，而在于他凭着对中国农村深切的体验所做出的科学判断，更在于他的那些理论的实践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