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端情况下杀人是正当的吗？

　　在法律规则中，有没有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认为杀人是正当的呢？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情况。１８８４年，英国大法官劳德·科勒里奇审理的杜德里和爱德文·史帝芬被控于１８８４年７月２５日谋杀理查德·帕克一案就是一个这样极端的案例。案件的情况是这样的：

　　１８８４年７月５日，两位后来的罪犯托马斯·杜德里和爱德文·史帝芬，还有另一位船员布鲁克斯以及后来的被吃者，一位１７岁的男孩帕克，都是一艘英国船只的海员，由于风暴，船只沉没在距好望角１６００英里的海里。船沉之前，他们爬到救生的小艇上，除了２罐萝卜以外，他们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７月８日他们抓到了一只海龟，又维持了一些天，海龟也吃完了。

　　以后的时间中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可吃，除了从油布上接下的雨水以外，没有淡水，船在海上漂流，离陆地大约还有１０００英里。杜德里和史帝芬对布鲁克斯说，如果救援还不来，他们中必须有人牺牲以拯救其他的人，但是布鲁克斯没有同意。那位男孩，显然是他们所指的牺牲者，没有参与商量。７月２４日，杜德里建议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来作出牺牲以救其余的人，杜德里和史帝芬说他们都有家庭，最好把那个男孩杀了以救其他人的命。杜德里还建议，到明天早上如果仍然没有救援船只出现，就把那个男孩杀掉。但是布鲁克斯拒绝。他们商量时，那个男孩仍然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船只还是没有出现，杜德里告诉布鲁克斯最好去睡一下，并示意史帝芬和布鲁克斯要杀掉那个男孩。史帝芬同意行动，而布鲁克斯拒绝了。那个男孩正在船舱底下睡觉，由于饥饿和饮用海水，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无力抵抗。

　　杜德里在史帝芬的同意下，走近那个男孩，用一把刀刺进了他的喉咙。三人吃了男孩的尸体、喝了他的血以后又维持了四天。就在男孩被杀后的第四天，经过的船只发现了他们，他们得救了，而且活下来了。但正如劳德大法官所说，他们“活在一种最低下的姿态中，他们被从福尔矛斯港口带到了爱克斯特受审”。

　　事后查明，如果没有那位男孩的血肉，他们等不到救援船只到来就会死于饥饿。而那个男孩也处在非常虚弱的状态，当然也会在他们之前死亡。在他们杀人时，没有任何船只出现，没有获救的可能。这时，唯一能够救杜德里和史帝芬的就是杀了那个男孩，否则没有任何其他活下去的希望。

　　后来，由学者所著的《普通法》一书记载了几位当事人的一些情况。杜德里是船长，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已婚，是三位小孩的父亲。他勇敢面对危险，而且用救生橡皮筏为船上的人逃生。史帝芬，职业是船员，也是一位丈夫和５个孩子的父亲，在当地颇受人尊敬。布鲁克斯自称是一位单身汉，但有证据显示，他结过婚后离异，到船上工作的目的就是逃避他前妻的纠缠，他被以其他罪名受审。男孩帕克是一位文盲、流浪者，他到船上来的目的是坐船到国外旅游。

　　在这个案件中，即使是金庸也很难想象的情节出现了：一是必须有一个人死才能使其他人得救；二是死的这个人即使不被杀死也很快就会在其他人之前死去；三是这位最终被杀死的人是一个单身汉，死了以后引起对生者的伤痛和震动较小；四是这个人的死最后也确实使其他人得救了。但对这一万不得已的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杀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的行为，是不是应当赋予其正当性呢？１２０年前的陪审团在发现和证实了他们杀人的事实后，法官确认，杜德里和史帝芬构成了杀人重罪。

　　英国的普通法通过这个案例确认，人的生命不能成为他人幸福、或者生存下去的手段。康德说，人只能是目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这一点被后来的革命理论部分推翻了，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作为社会的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但是我们只可以说，人的某些方面可以成为他人的手段，但是，生命永远都只能是目的，而不是任何人或者国家、社会的手段。就像那位船上的少年一样，无论高贵与卑贱、愚钝与智慧、有用与无用、短暂与长久，他们都是平等的，生命对他们本人而言都是最重要的。

　　邱兴隆教授在《刑罚根据论》中说，废除死刑的唯一理由只能是死刑不人道，这种说法对于将来可能全面废除所有死刑而言是有道理的。但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废除所有非杀人罪死刑的理由是人的生命不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名义成为其他人的手段。也就是说，除非他杀了人而该当死罪，否则不能因为这个人的死可以威慑他人以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而对其处以死刑。(□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高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