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情圣”借组织解决个人问题

　　时报新闻眼 李斌

　　“挪用28万党费追求女友中央民族大学校办副主任被判3年半”（《新京报》11月26日）。贪污成百上千万元的案子屡见不鲜，从数额上来看，这区区28万论腐败级别简直是小菜一碟。之所以拿它说事，关键在于其腐败手段奇特、情节惊人，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顾主任实在是个“高人”，当得一个“情圣”的称号。只是他也实在是个没有自信的人，用钱泡妞手段已属落后，挪用公款就更加蠢笨。花那么多钱居然还搞不定，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广大泡妞一族当引以为戒！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要价高”，顾主任的执着令他的女朋友窃笑不已，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凯子”，自然毫不客气地把他当成提款机了。不过她们接受的“馈赠”应该算赃款吧，检察部门能不能让她们吐出来呢？

　　挪用党费泡妞，等于变相叫组织解决个人问题。这等可笑情节，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把它当作花边逸事，但监察部门恐怕就不能一笑置之。文章显示，该校数十万的党费存放在保险柜内，如此银行看了会很伤心，而百姓却会揪心。笔者翻查中组部下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发现“党费应当存入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显而易见，该校的党费管理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而原本该校“党委应当在党员大会或者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大会报告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顾主任大搞“搬运工作”无人发现，相关领导也有玩忽职守的嫌疑。由此联想，在其他单位，党费的管理监督会不会也存在空白点呢？希望相关领导看了这篇报道后，下个文，普遍的、不走过场的在全国范围内认真的查一查。

　　如此教条执法令人恐惧

　　“艾滋病感染者要钱未果咬伤食客右脸法律空白无法定罪”（新华社11月25日电）。当事人被咬伤后成天生活在绝望与痛苦之中，而当地公、检、法负责人对陈铁军是否构成犯罪进行两次专题研究的结论则令观众恐惧———“国家无明确法律规定对其进行治罪……加之郑志刚还没有确定是否会感染艾滋病病毒，从法律的角度，还无法对陈采取相应措施。”

　　该适用何种法理的确有商榷的地方。但从事实证据看，正如一些身为法律界人士的网友所指出的，陈铁军最初是索要金钱，在此过程中他实施了危害人身安全的行为，这样就由原来的扰乱社会治安行为转化成了一种抢劫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他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使受害者丧失生命，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已经符合故意伤害的要件。况且去年浙江已经有对艾滋小偷进行审判的判例在前，完全可以以此为参照。

　　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确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旦涉嫌犯罪，也要求执法人员采取更人性化、谨慎的态度和措施。但决不能以此作为从轻处理甚至放任自由的借口，他们同样要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事件中执法人员追求绝对真理的教条做法已经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利益，无异于怂恿邪恶滋长暴力。如此先例一开，我们会遇到难以胜数的“艾滋针”、“艾滋咬”的威胁，我们的生活从此将会失去安宁……

　　大学生变身“黑社会干将”

　　“上百名体育系学生纠集校外人员连续两晚手持凶器在贵阳学院校园内殴打学生，20名大学生被打伤”（人民网11月26日电），以上情节令人仿若置身于经典黑帮电影《蛊惑仔》的剧情中。这样的大学生跟地痞流氓有什么区别，难道用毕业证能区分开吗？如果是个别偶然的事件，咱只能归咎于学生自身素质；但群体性恶性事件接连发生（据透露类似涉黑的群殴事件在各地一些二级学院屡有发生），只能说整体的教育环境有问题。高等教育怎可培养出一帮黑社会干将，这不应是教育产业化的硕果之一吧。

　　一言以蔽之：教育向钱看，不出事才怪。扩招大潮所至泥沙俱下，大学门槛的降低以学费标准的上升作铺垫。只要交钱，三教九流甚至社会上的小混混也能过把大学瘾，学生素质日益低下自是预料中事。但把一些“垃圾”也扩进来后，作为高校，似乎也应该对其交纳的学费负责，应该把“废品”改造后再利用，怎么能任由“垃圾”满世界飞呢？保卫部门形同虚设，学院领导没第一时间介入……事件将扩招导致的后勤服务滞后、管理缺位等问题暴露无遗。

　　高校的某些领导蘸着唾沫数着学生交纳的不菲钞票之时，他们未必不能预料盲目扩招所派生的种种问题，不过可能的后果与现实的政绩、白花花的银子比起来，总是不那么紧迫的问题。只是真的要等到死人了，才能引起“高度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