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积极的环境政策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制定“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回顾过去的5年，我们看到，中国“十五”期间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新型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的企业，努力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在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中，部分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涌现了五十多个环境模范城市；把自然生态恢复和建设摆上重要议程，继续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工程，森林覆盖率提高，一些地区自然生态开始有所好转；控制污染特别是工业污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科学发展观的大学习、大讨论，提高了各级政府尤其是主要领导人的发展观念，开始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抓紧制定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并积极探索试点示范，开局良好。

　　但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还很严峻，不仅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方面的问题积累多，而且在“十一五”期间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入中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仍在不断增大，环境形势仍不容过分乐观。

　　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仍然主要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当的政府决策和管理不善的结果。对此，必须实施更加富有远见的积极的政策和措施。

　　加快产业转型步伐除通过教育提高各级干部和公众的可持续发展认识外，应当对各产业部门提出更加明确、更加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的资源和环境保护要求，特别是对工业部门提出节约能源和水资源的明确技术标准或指标要求。当前，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八大重点行业”上，因为70％左右的资源是这些部门消耗的。要把上述要求确定为工业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促使工业企业加快产业技术和结构的转型。

　　积极扶持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是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防治环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应当按照循环经济的原理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对新建工业企业和园区，从设计开始就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审计，对达到循环经济一定指标要求的企业和园区，应在税收和信贷等政策上给以优惠。

　　改善自然资源价格机制应采取积极步骤，减少直至取消对一些资源生产和消费尚存的政府“补贴”；要利用市场机制，增加环境税种，提高资源税收和价格。通过税收和价格手段，调节社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经济行为，使之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也是筹集更多资金用于环境公共服务建设。中国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加大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力度城市能源和交通规划和政策应当进一步向环保倾斜。如果按目前的态势，“十一五”期间城市大气环境难有大的进展。扣除“十一五”，到2020只剩10年时间了，不要说全部城市，就是大中城市能否实现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也成为一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到2020年，如果前后用40年还不能解决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恐怕难向世人交待。为此，建议国务院对重点城市作出限期达标的决定。

　　大力改进流域水资源合理使用和污染防治流域特别是跨地区流域性生态退化和水质污染日益严重，是中国环境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迫切要求对流域实行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协调好流域水资源合理使用和污染防治。各流域应在保证生态用水的前提下，平衡好水的各种需求；同时，普遍推行流域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和水污染许可证制度。在“十一五”期间如能使主要流域和重点城市河流、湖泊按功能区要求达标，保障饮用水的安全，就是很大成就。

　　强化依法监督的力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十五”还未结束暂不作计算，在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说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发展目标，这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环境保护计划都未完成发展目标。什么原因呢？第一，把环保发展目标看成是软指标，可完成可不完成，说明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第二，缺乏监督。考核各地GDP，既有政府监督，又有党的监督，而对于环保指标却无切实监督。国家各级政府的环境管理部门，是行使环境监督的统一管理部门，这是中国环保法律所规定的。它不仅对一切污染行为进行监督，还应对各部门、各地方国民经济环保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但是，这一条却没能做到。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没有支持环境管理部门行使这项权力。在环保规划常常不能落实的情况下，支持环境管理部门对规划执行情况行使监督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