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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场对日战犯审判:战犯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9日10:13 中国新闻网
新中国首场对日战犯审判:战犯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图)
  1956年6月9日,骄阳似火。在沈阳皇姑屯省政府礼堂的四周,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箱,箱子里盛满了从冷冻厂不断拉来的冰块。冰块的降温作用并没有太多改善座无虚席的礼堂里的闷热,但人们任凭汗水从眉宇间流下滴在正记录的笔记本上,从皮下的毛孔渗出浸湿全身的衣衫,依然聚精会神地进行着对那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是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审判。这场审判与在这之后的太原审判同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清算日军侵华罪行而进行的审判。前两次的远东国际大审判和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由于美国的干预和国民政府的姑息纵容,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并不彻底。当时年轻的检察官张国霖见证并参与了沈阳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审判。近日,笔者在河北省南皮县探访了这位已经80岁高龄的老司法工作者。时过境迁,相隔49年,他却仍然清晰地记得审判时的点点滴滴。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张国霖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人大第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勤奋苦读5年后,他分配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很快由一名书记员提升为助理检察官,参与了很多大案要案的审理。1956年4月,我国决定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45名日本乙、丙级战犯。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审判人员由国家最高检察院指定。张国霖凭借自己较高的学历、突出的工作成绩,幸运地成为河北省仅有的参与审判的两名审判人员中的一员。当时年仅31岁的他与另外一名女检察官一起,踏上了去沈阳皇姑屯的列车。“火车上,我们俩都十分激动,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这次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又能为国家很好地效力。”谈起当时能被选中,张国霖显出一脸的兴奋。“来到皇姑屯以后,我们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精英都聚集到了那里。国家最高公、检、法机关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组成人员中既有军人,又有地方的检察官。这样的人员安排是针对当时战犯中既有将校军官、又有细菌战等技术人员设立的。由各省抽调人员组成的协助审判队伍将近20人,包括检察官五六名,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审理进行监督,看量刑是否适度,对依据当时的法律存在疑问的地方及时提出建议。审判开始以后,我们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台上的主审人员由国家最高法院审判庭庭长、最高军事法庭庭长等人员组成。”张国霖说,由于审判不是完全公开化,座无虚席的旁听席上大部分都是司法机关的内部人员。日本战犯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审理过程共进行了42天,其间一共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在这场漫长的审判中,让张国霖记忆最深的当属一个个证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滔天罪行的控诉。“出庭作证的人很多,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受害深重有着血海深仇的老百姓,所以看到台上的日本人,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异常激动的情绪,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进行着血泪控诉。”张国霖说,当时有一个从山西过来的证人,他的头抬不起来了,只能始终低着,但他依然怒目圆睁指着被告席上的一名日本战犯说:“就是他组织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唐山惨案’!他带领的日本鬼子进村后,见到人就杀,连小孩也不放过;见到东西就抢,拿不走的就放一把火烧掉;看见年轻女人就侮辱,有一个畜生强奸了一个怀孕8个月的妇女后,又用刺刀挑开她的肚子,把孩子取出来拿在手里玩。我当时被两个日本鬼子追杀,一个跑在前面的鬼子一刀砍中了我的脖子,我一下子就倒在了血泊中,因为脖子没有完全断开,第二天被人发现后救活,可是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还有一位从南方过来作证的妇女,她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怀疑是共产党员。残暴的鬼子用烧红的烙铁在他的脸和身子上烙,像魔鬼一样用酷刑折磨他,逼他承认。她亲眼看见烧红的烙铁烙在丈夫身上吱吱地冒着白烟,最后她丈夫被日本鬼子活活地烙死。日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曾制造了河北滦县潘家戴庄惨案、遵化鲁家峪惨案,其中潘家戴庄惨案就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1200人,并在遵化、迁安沿长城一带制造了“无人区”。负责细菌战的日本战犯藤田茂1939年曾下令将8名中国百姓当活靶子杀死,1945年又在山东海阳县索家庄做“活人实验”,一次就杀死了80多人。看到中国百姓当场揭露自己的万恶罪行,这些日本战犯当即跪下。他们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嘴里念叨着:“那么多的中国人都死了,可我这个罪人还活着。我对不起你们。我该死……”在众多的证人面前,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日本战犯不得不承认自己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毛主席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审理结果出来了,最重的判处刑期20年(铃木启久),最轻的只有12年。这个结果让参与审判的张国霖等协助审判员都大吃一惊。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些战犯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害百姓、罪行累累,都应该判处死刑。于是,他们向主审人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建议。不久,从中央传来了毛主席的回答:我们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是为了让他们当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让他们回到日本以后说实话,告诉日本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宽宏大量的。当法官最终宣布审判结果时,这些日本战犯都齐刷刷地跪在了中国人面前,很多人感动得长跪不起。张国霖对笔者说:“其实,这样的审判结果我们开始也不理解,包括我们在参观战俘营的时候,发现战犯们穿戴整齐、伙食很好,而且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大家感觉我们的政府对这些战犯太好了。刑满释放的战犯回到日本后,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的组织,定期进行宣传活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日本国民不要忘记那段侵略他国的罪恶历史。我们这时才体会到毛主席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据中国国防报;马昕 南宝通 付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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