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刚刚上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同学们就不上课了，写大字报，斗老师，斗校长，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最时兴的就是纪念章，谁要有一枚新式样的，大家都羡慕死了，争着抢着看。我的家住在黑龙江中部一个偏僻的小镇子上，连火车都不通，因此，得到一枚纪念章就更不容易了。我说的事情就出在这纪念章上。
邻居家有个小男孩叫二驴子。那年他十岁，上小学三年级。他叔叔从北京给他带回来一枚纪念章，有纽扣大小，非常漂亮，是领袖头像，带夜光的那种，漆黑的夜晚，不开灯也看得清清楚楚。小孩子心里存不住事儿，拿到像章就一蹦仨高儿跑出家门来，和我们这帮小朋友显摆。我们头一次看到这么精美的纪念章，都觉得很新奇，就把二驴子围了起来，你也要摸，他也要看。二驴子也许是心疼他的纪念章，也许是故意引逗我们，东躲西闪，就是不让我们大家看。小孩子们爱疯爱闹，他越不让看，大家就越要看，你摸兜，他抠手，把二驴子逼急了，他就把纪念章塞到了嘴里。刚要跑又被大家拽住了，急得他想说什么，一仰脖，话还没说出来，纪念章却咽到了肚子里。二驴子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纪念章，我的纪念章！他这一哭喊，把我们都吓懵了。
小孩子们在心疼纪念章，大人们却在为二驴子的生命着急。这枚纪念章是有机玻璃的，表面光滑，但后面有一个别针，如果挂在肠子上，是十分危险的。二驴子妈搂着二驴子号啕大哭，二驴子爹急得在院子里直转磨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围过来帮助出主意。有人说用鸡毛翎捅嗓子，让他吐出来。立即有人说不行，别针若卡到嗓子眼儿里，二驴子就得憋死；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弄些老韭菜让二驴子嚼巴嚼巴吞进去，再喝点巴豆水，使纪念章缠在没有消化的韭菜里泻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就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去地里薅韭菜，有的去药铺买巴豆。二驴子妈止住了哭声，二驴子爹对着邻居们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咕着，二驴子有救了，二驴子有救了。
我们这巴掌大的小镇子，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几分钟内人们就都知道了，二驴子吞下纪念章的事也不例外。不但全镇都知道了，连从县里来串联的几个红卫兵也知道了。他们赶到二驴子家，说二驴子吞下纪念章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亵渎伟大领袖。这一下，事情就复杂了。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做出决定：不准吐出来，不准泻出来，要去医院开刀，恭恭敬敬把纪念章请出来。红卫兵说的话就是板上钉的钉，谁也不敢违抗。可是，我们镇上的卫生院，只有赤脚医生，治个头疼脑热的还可以，开膛破肚见都没见过，谁也不敢下刀。可是红卫兵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开刀的。于是，指定一个根红苗正、体格健壮的李姓小伙子给二驴子动手术，时间是第二天上午。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二驴子家已经人去房空，连邻居家都不知道他们搬哪去了。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见到二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