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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9日15:35 人民网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

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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