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我们找工作很容易

　　□《我们是毕业生》追踪

　　昨（29）日，本报《我们是毕业生》特别报道引起强烈反响，现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据有关方面统计，从2001年至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从114万增加到338万，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分别对三个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采访。

　　上世纪80年代

　　工作单位抢着要人

　　采访对象：省作协副主席何开四

　　毕业时间：1982年11月毕业学校：厦门大学“我们那个时候都叫分配，不是真正意义上去找工作。”何开四的第一次分配是北京大学读完本科之后，被分配去北大荒；第二次是在1982年，他在厦门大学读完中文系研究生，来到了四川省作协，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何开四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厦门大学研究生的，那时候大学生很少，研究生更是稀缺资源，全国的研究生还不到1万人，而他所在的班只有8个人。到毕业的时候，每个人手头上收到的用人单位请求去工作的信函都是好几份，并且待遇都非常好。“那时正是人才极度匮乏的时期，稍微有点学历的人，别人都抢着要”。

　　上世纪90年代

　　一张薄纸搞定工作

　　采访对象：川师大后勤集团办公室主任蔡纪忠毕业时间：1994年7月毕业学校：四川师范大学“那个时候的我们，不像现在的毕业生一到大四或者刚进大学就在考虑工作的事情，都是到大学最后一期才开始找工作的。”蔡纪忠回忆说，当年他们大部分人要么是进事业单位要么是进政府部门，注定的“铁饭碗”。

　　蔡纪忠所在的中文系，1994年有200人毕业，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留在了成都，工作岗位多是省市党政部门或重点中学。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学生分到了各市地区，但工作单位也都是教育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现在好多都是市级干部了”。

　　“那时稍微有点能力、素质不错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各个单位的抢手货。”蔡纪忠笑着说，在毕业之前，一般都有很多单位将需要的人数发到各个高校的分配处，如果有学生觉得这个岗位适合自己，就把材料递到分配处，等待用人单位的面试，“一张薄薄的简历交上去，工作就找到了”。

　　2000年以后背负着家庭的重压

　　采访对象：“无业者”小唐毕业时间：2004年6月毕业学校：成都大学“整个家庭的压力都在我肩上。真的压得我好累，有时，我真的想放弃一切。”今年23岁的小唐，有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4年毕业后，小唐就“失业”了。今年8月，他好不容易在一家媒体做了一名实习记者，然而半年中，他一直未能完成单位的工作标准，只得选择离开。“你必须要去找一个工作，再这样呆在家里，家里承受不起啊。”母亲哀怨的数落让小唐无地自容。“当时，我连去扫马路的心都有了。我发誓，只要哪家公司一个月能给我500元钱，我就干。”

　　今年上半年，“我去商场帮人卖微波炉，为了一个月能挣800元，我每天要在卖场站11个小时。”半年后，小唐又选择了离开。“我实在熬不住了，在那里没有机会，只有拼命地干活。看看我干的这些小学生都能做的工作，真是讽刺啊。难道这么多年的书，我都白读了……”

　　早报记者李玉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