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万农民的医改体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

　　核心提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由中央、地方和农民本人分别出资10元构筑的农民医疗健康保障体系。该体系在我省试点性实施近3年以来，截止目前已有息烽、赤水、铜仁、凯里等10个试点县，共有226．86万农民积极参与，参合率达63．71%。农民满意率占75．8%。近日记者对此作了深入的采访调查。

　　疾病导致贫穷升级

　　初冬，松桃自治县某乡，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铜仁市50多公里。

　　一苗家院落里，61岁的村民龙德明坐在院子里发呆，两间瓦房孤独地伫立着。空地上，几棵果树，落叶萧瑟，干瘦的老黄狗“汪、汪”地急吠，几只母鸡被震得狂叫，除此之外，一切显得出奇的宁静。

　　这里没有试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有疾病农民得自己“掏腰包”。

　　“一年不如一年”。龙描述他的生活。为什么呢?记者问。“病。没钱治，两口子都是花钱的病”，而他成家的儿子自身也困难，无暇顾及。

　　原来的龙家，富裕尽管从来与他们无缘，但日子还过得去。从三年前开始，其妻成了惟一支柱:除了地里的活，还打点零工。生活，可以勉强维持，而治病，经济上显然难以维系。

　　2004年6月底的一天，龙妻张蓝英干活时胸部突然疼痛难忍，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胸膜炎。这种“闷疼”困扰她已经数月，她不愿花钱检查，但感觉越来越坏，直到被确诊为胸膜炎。在县医院住了8天，近2000元的医疗费用单吓坏了他们，回家成了惟一选择。

　　病卧在床的龙妻隐约可见些许浮肿，“没钱去大医院治，只能靠土医抓药吃。”她说。

　　谈起生活，龙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泪水里渗透着绝望和乞求。邻居正在筹资引自来水，龙显然出不起钱。

　　“得了头疼脑热，感冒之类的小病，我们都过扛。”该村村民道出他们的终极选择:小病能扛就扛，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到乡镇卫生院或县里去看这些“小病”。

　　而对于得了大病，他们自觉“晦气”。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龙家的境遇让他们心里极度恐惧:疾病致穷致贫，成为获得好生活的第一“门槛”。

　　对医院和医药费问题，他们有很多话要说。“贵得可怕!动辄上千、上万，谁看得起啊?太贵了。没钱简直连病都不敢生。”

　　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医院在他们眼里都有些遥远，“住不起，不是要命的毛病，谁会去花那些冤枉钱?”而正是这些“要命”的病，往往会花掉他们的经年积蓄。

　　看病成了一件可怕的事，甚于疾病本身。

　　该村村民龙小波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去年，其堂叔龙德昌因肝脏有病，全身泛黄，到贵阳某大医院医治，9天，花了19747．25元。钱花了，病没有好转，第10天，其堂叔死活不医，回家半月，就走了。其堂叔临终遗言:“这是我一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了，死了，也值!”他含笑而去。

　　该村村干部龙某是较有“见识”的人，他知道铜仁的农民可以报销医疗费，对此，他有点沮丧:“要是我们也能够报销就好了!”他道出了我省大部分农民的心声。

　　农民看病也可报销

　　从2003年开始，一个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话题充塞着铜仁市大坪乡每一个角落。

　　“你入了没?”该乡合管站管理员吴跃堂见人就问。

　　在该乡，因为这项工作他在农民眼中已成“名人”，“名人效应”似乎正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在吴跃堂的推动下，乡亲们陆续参加进来。

　　该乡某村47岁的陈强，因心脏病正在铜仁某医院住院治疗。在吴跃堂的撮合下，他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住院费用已超过3000元。

　　出院时，陈拿出身份证等相关票据和证明到财务科核算，按比例，他当场报销了1000多元。

　　对此，该市谢桥办事处牙溪村农民向泉英体会很深。

　　他仍然清晰地记得2004年那个大雪飘飘的冬天————一场胃溃疡使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检查、化验、吃药，花去了他近5000元医药费，这对收入不高的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浩劫”，所幸他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出院后，凭借相关手续他报销了1000多元。

　　“以前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只是响应号召，后来还真的给报了。”他如此感言:要不是加入了合作医疗，或许，即将来临的那个春节———没法过了。

　　而在贵阳市息烽县，这里的农民感受更加深刻。

　　据该县调查数据显示:该县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人口就有38000多人，占贫困人口50．8%的比例。在农村，由于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小病拖、大病扛”曾一度成为不少村民的无奈选择。

　　自从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截止目前，该县参合农民已覆盖了全县10个乡镇160多个村，达到10多万人。

　　该县九庄镇纸房村农民刘光彩生病住院，前后共花费了3000元，由于加入合作医疗，他获得了900多元的补偿。900多元并不是小数，对此，他深有感触:900多元相当于他半年的积蓄。

　　该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刘秀蓉(音)如此回答:我们这里乡级医院报销比例为40%，县级医院是30%，农民真切地感觉到得到了实惠，都很积极地参与，有的还“主动找上门”。

　　报销的感觉，让他们体味了真正的关怀。

　　乡镇卫生所的蝶变

　　铜仁市大坪乡，一个距离该市28公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乡镇。

　　潮湿，泥泞。深浅不一的脚印踏出了前往该乡的路。

　　20多岁的小丽(化名)是该乡卫生所一名医生，靓丽而腼腆。从贵阳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的她，是该所的“最高学历”。一本厚厚的书放在案头，她“偶尔拿来翻翻”，据说，要参加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她正努力着。

　　采访时，三三两两的人前来办理或咨询参合事宜，他们都耐心地进行了解说和办理。

　　乡镇卫生所正在起变化————多了一项特殊功能，一医生微笑地说，这种功能有别于以前的是:现在设置了专门从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管理职能。

　　为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该乡合作医疗管理员的吴耀堂和该乡卫生所几名医生还参加了市里的特别培训，乡卫生所作为农民定点医疗机构，本乡村民只有到他们的卫生所来看病，这就要求他们有新的认识和专业的管理方法。

　　新的合作医疗实施以来，该所就有了单独的药单，药单上药品的名称不但规定了最高价格，而且还详细说明了适用于哪些病例。“药单上的药，属于报销范围，农民在治病时，如果要用好药，则自己掏腰包。”铜仁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一官员称。

　　另外，在接收病人时，医生最初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入保没?”医生要根据病人的入保与否来进行治疗:入保了，就尽量用可以报销的药，而不可报销的药，他们则要征求病人的意见，“这在以前是完全没有的事，”一医生感慨。

　　“在出院后，农民就可以马上结算报销。”铜仁市一医院的张医生说。为方便农民报销医疗费用，基本上所有的定点医院都新增了这项功能。农民住院后在医院就可以马上报销，他们只出报销后自己应该贴的钱。

　　“现在看病跟原来最大的不同就是，开什么药，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都要详细记录，将来报销时要核实，上级给制定了一个用药的详细的目录，哪个药可以报销都有规定。”大坪乡一医生说，“按上级要求，我们卫生所应该有一个小红章，盖在药方和卖药的发票上，报销时是个凭证”。

　　据了解，铜仁市率先在全省甚至全国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并且实现了专门、专职管理。在该试点，市级医院报销比例已达到35%，乡级医院达到45%，也就是说:一个农民患了简单的阑尾炎手术，一般来说可以报销医疗费1300元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治病难问题。”

　　合作医疗的困局

　　试点“走”到现在，同样经历了一切新兴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初，大多数农民“相当困惑，甚至怀疑。”吴耀堂如此总结他“推销”合作医疗的经验:他们对合作医疗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

　　“讲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好处，大多数农民听得都很高兴。”

　　“十几块钱一年能保大病!”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农民还能像城里人一样报销?”

　　因此，起步阶段，参合农民不是很多，甚至有人退保。主要原因在于刚开始时农民所得实惠并不多，另外，农民对自身健康也不是很在意，有的人认为自己很难生病，另外，流动性较大的打工潮，也是影响农民参合的一大因素。

　　“通过宣传，走村串寨，我们获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吴耀堂说，农民的参合积极性正一点点地提高。

　　现在至少有6成农民入保了，3成还在观望，1成对此不感兴趣，铜仁市一官员称，但最大的收获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概念彻底深入人心，在农民的观念中，至少已存在“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报销医疗费了”。

　　而息烽县65岁的退休老医生张运强对此另有一翻诠释。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一直在该县行医的他对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合作医疗记得相当清楚:“药价报销一半，住院报80%，出诊费和注射费都是5分钱”，“公社、大队、个人都出点，农民看病不成问题。”

　　他说，现在农民的健康意识明显弱于城市居民，这种主观上的被弱化却也反映出客观的现实:不曾享受与城里一样的医疗保障。“关注有哪样子用哟?也看不起病。”农民们都这样认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提供医疗保障制度的前提下，还得为“老百姓的腰包着想”，腰包鼓了，其观念和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

　　贵州大学一教授则对此分析说:农民的种种声音，归结起来，都缘于对新政策执行的不信任，这还需要更多的宣传和努力。

　　尽管几次医改，药价几度下调，但高昂的医药费用仍然是农民医疗道路上的首要障碍，“大医院的床太贵，睡不起。为了报销去大医院看病，不划算!”而定点医疗的卫生服务和收费监督及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而我省村级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的薄弱，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都还有待解决。而医疗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金，其来源同样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约瓶颈。

　　另外，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的分析更为独到:他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政府、农民都出钱了，而同样是“受益对象”的医院也应该“让利”————薄利多销的经济法则不但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政治的三重效益，还能实现“多赢”。

　　为什么医院无法“让利于民”呢?

　　一旦农民感觉某种策略并没有带来切身实惠时，其最终选择将是放弃。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政府大力资助外，或许还应有更多的资源来承担。

　　(根据本人意愿，文中部分人为化名)

　　作者：陈刚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