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丝带的诉说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我们为读者朋友推出这期专题报道，意在提请大家:珍惜生命，共同抗击艾滋病病魔。

　　艾滋病自1981年被发现以来，已经成为人类的可怕杀手。截至今日，这个世纪之魔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肆虐着。每天都有将近17000人被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全球患病总人数更达数千万。如何控制艾滋病、面对艾滋病患者，已成为一个不能不正视的严峻话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曾毅说，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与发病人数呈逐步上升态势，加强以预防为主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应成为控制艾滋病流行的主要策略。他认为，宣教工作是否做得到位，直接关系到中国遏制艾滋病传播的效果。

　　和全国一样，我省大部分艾滋病感染案例出现在农村。他们大多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在无意中身染绝症。文中的陶同学，从最初感染上艾滋病，到进入发病期的数年间，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足见宣教工作开展之必要和迫切。值得庆幸的是，从最初对艾滋病的盲目恐惧、一味防堵到现在的大力预防和疏导，各地正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治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惟有共同筑起防控艾滋病的壁垒，才能有效抵御病魔的入侵，维护和谐美好的家园。

　　请读本期——《红丝带的诉说》

　　这是一组令人惊耸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数据: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有3940万人，其中490万是新感染者，每天16000人感染艾滋病，每天有1000个儿童受感染;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已达1400万。

　　我国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截至2005年8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132545例，其中包括艾滋病病人30158例，位列亚洲第二，全球第十四位。据联合国相关机构调查，中国目前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率每年正以30%的速度增长，世界卫生组织照此速度估算，到2010年，我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之众，意味着每130人中就会有一例。目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已达84万。中国，正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

　　我省自1993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感染报告例数在全国比较靠前。今年1—9月发现病人为去年同期的1．92倍，分布于全省9个市州地的70个县。

　　面对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我们不得不相信，艾滋病离我们越来越近，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是视其为洪水猛兽?还是走向前去握着他们的手一道抗击病魔?答案不言而喻。只有携起手来共同面对病魔，人类家园才会永远和谐。

　　见证艾滋病村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是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艾滋病村”。据官方统计，全村20—30%的人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鉴于其典型性，笔者曾赴文楼，与那里的艾滋病病人有过一次零距离接触。

　　今年元月24日晚8时，我在驻马店下了列车。其时，温度已降至零下6度，阴冷刺骨的寒风把我吹得打起了寒颤。当地一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朋友如约在站口接到我。第二天，找到开往上蔡去的汽车站登上车，已是上午11点。原本上蔡那位知情者答应两小时后到车站接我们，可当我们一路颠簸到上蔡时他却变了卦，说是父母不让他来。没了线索，我们在大街上兜了半天。吃过饭拦了辆三轮摩的，车主一听说去文楼就不答应，接连拦了几辆都如此。眼看天色已晚，我们只好打道回招待所。在一个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报过平安，中年老板热情地邀我坐下烤火聊天。得知我大老远赶来采访艾滋病，他感动不已，仔细地给我讲了去文楼的路，并教给我一些应急的办法。来河南前，总听说河南人不好，喜欢骗人，甚至有作家说连进入河南境内的火车声都变成了“骗死你!骗死你……”可是今晚我遇到的河南人却是那样的热情纯朴，包括陪我一起采访的这位朋友。第二天起床在街边吃过早点，继续去拦三轮摩的。这回我们改口说是去文楼走亲戚，几经周折终于拦下一辆摩的。石子路上，就只有我们这辆三轮车在跑，显得异常冷清，真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头天我们就听招待所的老板娘说经常有艾滋病人进城来敲诈有钱人，只要不给钱，他们就用针管把从自己身上抽出来的血往人身上扎。真是这样的话，我想我就厄运难逃了。约半小时后，三轮车呜呜进了村口，车主怎么说也不愿再挪一步，我们只好下了车。

　　眼前的文楼村，给我的感觉是静得可怕极了。路两旁零零散散堆着一些麦秸和玉米秆，房子墙上用石灰刷着斗大字的防治艾滋病标语。进村不远，意外地发现村里有一个艾滋病卫生所，前来看病的男女病人一个个看上去毫无精神，佝偻着背，两手环抱在胸前，蹒跚地迈动脚步。一位中年女医生正在熟练地给病人配药，我问病人都吃什么药，她回答:没什么好药!都是些国产药!

　　“文楼村目前共发现了多少例病人?”我又问。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有事可以找我们村长!”说完，医生喊住门前一个披着黄军衣的老头，显然，这老头就是村长了。听说我是研究艾滋病的，这位刘姓村长警惕的目光稍稍有了些缓和:“400多吧!”他沉默了一会才回答，并邀我们去村委。

　　路上，一个用被子裹着只露头的艾滋病人躺在手推车上离开了卫生所，村长说这人才36岁，看样子已经病得熬不过去了。从村长口中得知，文楼村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几乎都和上世纪90年代在驻马店等地医院疯狂的卖血史有关。由于艾滋病发病的潜伏周期长，当时许多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并不知情，回家后继续和自己老婆同居或娶妻嫁人生子，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上了艾滋病。直到第一批感染的村民发病时后悔已来不及了!许多病人相继死去，有的全家一个不留地离去，有的仅剩老人或染病的小孩。我向村长提出想见一见艾滋病人，村长马上叫人去卫生所带了一位患者来。这位姓孟的患者今年36岁，比他大3岁的妻子也是个艾滋病患者，一对十五六岁的儿女在县城餐馆里打工挣钱给父母治病。病人的脸蜡黄而瘦削，嘴唇发紫，眼光无神，连双手也是粗糙蜡黄的。进来不到10分钟，他已经抽了两支烟，我劝他别抽了，他说不抽会感到更加无聊。他把自己的衣袖高高捋起，指着手臂上至今尚还乌青的一颗颗蚂蚁般大小的针眼对我说:“你看，这些都是当年卖血留下的针眼!”他说他14岁那年就开始卖血了，他家的4间房子都是他卖血盖起来的。快到中午时，他邀请我去他家吃中饭，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对，去他家，把我所了解的告诉艾滋病人和社会。

　　告别村长，把朋友送回县城，我陪着病人慢慢往他家走去。家徒四壁的4间房里，看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大过年的，也没见丝毫年货，灶台上只摆着几个冷冰冰的小馒头。他爱人一早去县城找两个打工的孩子去了，第二天才回来。他到隔壁邻居家要了点米饭和炒好的白菜来，我们就这样吃了顿中饭。饭后我们沿着村里的小路随便走走，整个村子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古堡，静极了。一些衣衫褴褛的小孩静静地在路边烤着冬日的暖阳。他告诉我这些孩子有部分已经失学了，原因都是父母生病。天渐渐黑下来，病人家没有电灯，我们坐在冷飕飕的房里点着半截蜡烛聊着家常。交谈中，我发现病人很善良，其实他还有许多的梦想，只是不轻易说出来而已。

　　就要上床睡觉了。他家只铺着一张床，床是够大的，我和病人各睡一头中间还有空余。入睡时，我问病人以后有何打算，他在床那头轻轻叹了口气后说:“还能有什么打算!都病成这样了!都怪我!当初不是为了卖血挣钱，哪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弄成这样?我对不起我的两个孩子啊……”

　　翌日一大早，手机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吵醒，我的朋友已经叫车进村来接我了。临行前，我把自己身上仅剩的一点钱给了病人。

　　“‘血头’把我害得好苦”

　　说起陶同学，不少人都晓得，他是我省第一个当众说“我是艾滋病人”的人。2003年11月18日，防艾形象大使濮存昕到贵州宣传之际陶同学第一次露面。此后，他公开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公益宣传场合。去年“12·1”陶同学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世界艾滋病日专题节目。他说:“我站出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消除艾滋病知识盲区，减少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艾滋病并不都是卖淫嫖娼或吸毒感染的，只有消除偏见和歧视，才能共同面对病魔。”

　　记者采访身材瘦削的陶同学时，他的讲述显得无奈而凄凉:

　　“我家住铜仁谢桥。那是1995年正月二十，邻居唐冷冰对我说去河南打工每天可以挣60多元钱。我们11个农民信以为真，跟他去了河南睢县。唐冷冰带我们到睢县血站后才知道上当了，到河南打工就是卖血，我们是上了‘血头’的当!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卖血会染上艾滋病，但总认为卖血对身体不好，想立即返回。可是没有返回的路费，万般无奈，只好答应。就这样，一个月里我抽了16次血，得到960元钱后回到铜仁。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本来想为儿子的未来好好打算，承包山林，养鱼挣钱……现在，这一切都落空了!

　　“1996年5月，铜仁市防疫站到大坪乡龙康村对曾去河南卖过血的农民抽血化验，我也抽血化验了，但一直不知道结果，也不晓得去问谁。年底，乡卫生院的朋友对我说化验结果出来了，我得了艾滋病。还告诉我其他几个也感染了。当时，我像五雷轰顶，一下惊呆了，好久才缓过神来。这以后，也没感到身体有什么反映，也没生病，我想我不可能得艾滋病，肯定是搞错了。直到2000年8月，我开始发烧、腹泻、咳嗽，服药、打针均无效，熬了一个礼拜，好了。我以为是小毛病，没放在心上。2002年6月10日，我再次开始发高烧，大汗淋漓，第二天开始腹泻，不想吃任何东西，服药、打针同样无效，几天内体重迅速减少6公斤，这时，我才相信真的得了艾滋病。唐冷冰的弟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和我哥临死前的症状一模一样。听他这一说，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绝望中，甚至想一死了之。我痛恨血头和那个血站……”

　　和陶同学足足聊了一个小时，他说他一定要站出来宣传艾滋病，让社会给他们这些病人一个公正的待遇，不要歧视他们，现在他正在带着14名艾滋病患者进行生产自救。今年8月，陶同学随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亚太艾滋病防治大会”，回到贵阳又参加“贵州艾滋病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培训”。11月17日在铜仁各有关部门组织宣传的艾滋病图画展上，他再次站出来现身说法，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的妻子1993年就离开他另嫁他人，8岁的孩子至今辍学在家，但他没有把自己的不幸抛向社会，而是积极站出来宣传艾滋病，倡议全社会共同来关注这一社会问题。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铜仁民间艾滋病防治协会”已于今年3月30日正式成立，他当选会长。

　　11月23日下午14时，我们来到位于贵阳市百花山半山腰上的关爱苑(现改为“中途之家")。这是一栋很别致的两层小砖楼，院子里摆满了各种花草，院墙上两句话:“相互关爱，共享生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目前，关爱苑仅有一位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艾滋病患者，她叫李美英，今年32岁。刚把我们让进门，她就说开了:“8年前，我丈夫因车祸去世，前年我被查出患了艾滋病。亲人们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不准我同桌吃饭、不准我见儿子、不准我进家门，8岁的儿子被他姑妈领走抚养。我没有经济来源，困难重重，幸亏陶同学帮助，我才来到这里。这里比在西双版纳好多了。”在李美英的陪同下，我们走进光线有些阴暗的展览室，室内墙上贴着各种人性化的艾滋病宣传语言，在一条白色签名条幅上，有这样两条留言:“理解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我是一个感染者，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理解和关爱，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谈到关爱苑目前的艰难状况，李美英希望有爱心人士提供一台电脑办公。

　　在我省一个边远县城，记者见到一位艾滋病患者。她的病是吸毒丈夫传给她的。“做梦也没想到会得这种怪病，真是前世造的孽!”她边说边流泪。她丈夫也痛心疾首，“早知道这样，就是吃粪我也不吸毒。在别人的心中，我们比狗屎还臭，处处遭白眼。现在也怨不得谁了，自作自受……”

　　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是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内心独白。从这封信里，我们读到的是痛苦、是悔恨、是病魔的可怕:

　　当一次又一次的戒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后，我已彻底失去了戒毒的决心，家人也对我试图戒断毒瘾的想法渐渐失去了信心，不再抱有幻想和希望。

　　在与毒魔纠缠在一起的那段漫长而迷惘凄楚的生活中，我的精神和身体被无情地摧残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呵!如今回想起来，我的心还禁不住深深地悸痛和颤栗。那些日子，每一个噩梦惊醒的清晨和每一个彷徨无助的夜晚，我都想到了死。在极度消沉又无可奈何的日子时，我就像一具失掉灵魂的躯壳，盲目地游弋在茫茫无际的黑暗苍穹和死亡的边缘，痛苦、孤独地苟且偷生。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悄然死去，每一次往注射器里注满毒品扎进自己静脉血管的那一瞬，我的心头都会不可抑制地问:这一次，我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一刻，我感觉死神已经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就这样茫然无助却又无可奈何地在堕落的歧途上越滑越远，看不到生活的前景和亮光。

　　就在亲戚朋友渐渐疏远了我，生命已变得孤寂脆弱的时候，我偶然看见了一缕新生的曙光————“美沙酮戒毒疗法”。

　　几经犹豫后，我接受了美沙酮戒毒这一新兴的药物疗法。第一天喝美沙酮之前，医生给我作了体检并建立了档案，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身体虚弱得不行。1．7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40公斤。医生出于对我身体的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把美沙酮的饮量调节至35毫升，看着杯子里重量还不到一两的黄色液体，我心里直犯嘀咕。出乎我和家人预料之外的是，在我服下35毫升美沙酮的当日，我没有注射和吸食毒品。喝了美沙酮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后，所有的毒发症状都消失了，而且戒毒初期那些骨节酸疼、全身肌肉蚂蚁啃噬般难受的反应都没有出现了。

　　一连几天，在医生的精心调理下，我的生活开始步入正常人的轨道，身体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喝“美沙酮”半个月来，对毒品海洛因的那种渴盼、需求的心理消失殆尽，最使我欣喜的是我现在作尿检已不再呈药物阳性反应了!我想通过更长时间的尝试和验证，证明“美沙酮”戒毒疗法对吸毒人员，吸毒者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幸事，我感谢它把我从堕落的深渊抢救了出来!疾控中心主任说:“我们这里挽救了一个吸毒者，就拯救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家庭。”他的这句话不能不带给我身边的人们一个思索。

　　作者：刘邦举 李家运 白荧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