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丹：重回古蜀王国都城

　　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负责人追忆发掘过程

　　发掘三星堆前后六年，陈显丹一直参与其中，他认为，三星堆的文物证明直到西周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还保留着不同于中原的特色。

　　三星堆发现的金杖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同期最大的金器，用纯金皮卷成筒状包木柄而成。杖上刻有四组鱼鸟草叶纹图案（右）。

　　三星堆发现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浓眉大眼，嘴角下勾，与中原地区文物中的人物形象迥异。

　　冥冥中与考古有渊源

　　我1976年当兵复员回来以后进入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的工资是30多块钱。那时，我对文物没什么了解，看到店里的专家们收购一件文物就是二三百块钱，只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我们这个店里的部分工作人员在1949年之前就搞古玩、字画的收购，有一位文物收购专家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他们带出的一些人，后来进入了四川省文物局工作。

　　说起来，我与考古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些渊源。我是1972年入伍的，当兵的地方是在河北满城县，那里有一个汉中山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很有名气。这个墓就是我们那个连队1968年施工时发现的，我还去这个地方看过，也听一些老兵讲过发现这个汉墓的过程。

　　由于这些经历，1977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考古专业，进入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这里有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甲骨文方面有徐中枢等名家。大三的时候，我们曾去西藏卡若遗址实习，那次是西藏首次大规模发掘。

　　卡若遗址在金沙江和澜沧江汇合的地方，时代比较早，有很多建筑遗迹，这在藏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因为那个地方的海拔有3100米左右。旁边还有一个水泥厂，我们在那儿发掘，水泥厂的灰粘满了我们全身，只剩下两个眼珠子。

　　我们请的民工一半是藏族，一半是汉族。实习三个月之后，我们又从昌都去拉萨。

　　给我们开车的四个司机每次都要喝酒后才上路。我们不想让他们喝酒，他们就说，不喝酒就不开车。我们就与他们交涉，他们总算答应少喝一点。但这样我们还是很担心，沿途还看到有军车翻下去，散了一地，至今记忆犹新。

　　初掘三星堆航拍留记录

　　1980年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第一次出差是在四川彭县竹瓦街，这个地方的文化与后来的三星堆发掘有一些联系，因为两个地方比较近。

　　那年11月，我们开始做三星堆的发掘准备工作，12月开始正式发掘。我们几个人在那里自己开火做饭，住在当地砖厂的窑洞里，几块红砖一码，里面弄些稻草，安好床板就是宿舍。当时的砖厂是乡镇企业，农民在那里挖土烧砖，我们就在这里做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刚开始，很多人来看我们工作，觉得很稀奇。我们每天挖出陶片、石器、石块，偶尔有一块骨渣之类的东西。农民不理解，看的人就少了，有人说“你们老这样会赔本”，他们把我们理解为挖宝。

　　这次发掘历时三个月，主要发现了约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十几座，出土了一些陶器和石器。此外还发现了四座墓葬。其中一座是成年女性的，另三座是7岁－12岁的儿童的，但都没有随葬品。

　　我们觉得这个墓葬很重要，1982年我们就向单位和地方提出，把这里保留起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保留，但他们采纳了我的一个建议。我说，如果不保留的话，至少应该把整个资料收集齐全。我们绘了图，但是没有空中拍摄的照片，当时没有高空摄影，我们也没有这个技术。正好四川有一个飞行学院，我建议，请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在我们的遗址上空飞一下，把它拍摄下来。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同志们同意支持我们，只收800元的汽油费。

　　由于我们的遗址很小，而开始使用的飞机速度太快，首次拍摄失败了。后来就从凤凰山调来直升飞机，第一次因为没找到方位，也没有拍摄成功。后来，我们在地面烧起两堆篝火，飞机再过来拍。老百姓知道后都过来看，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飞机在离地面约20米的高度，把这个遗址局部的、整体的、与高空的全部拍了下来。

　　后来，我在这里又陆续发现了烧陶器的遗址，制作玉石器的石料。

　　再掘三星堆发现“鱼凫王”金杖

　　1986年，我们对三星堆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这次的发掘面积比较大，有1000多平方米，发掘的人员也比较多，我们带着学生实习，还有经过我们培训的各个地区文管所的干部。这次发掘我们分了三个区域，我们前几年发现的一切，这次发掘的都有。最关键的是通过这次发掘，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

　　发掘出土的文物跨越的时间涵盖了距今4800年到距今3000年这一阶段。也就是说，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

　　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城墙，经过这次发掘证明，这里是古蜀王国的一个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

　　这时，砖厂的农民并没有停止挖土。他们挖土的方法是先从底下掏，然后从上面捣下来，这样省力、效率高，挣钱也多。这年夏季的时候，有一帮挖土的农民挖到了一号祭祀坑的一个脚，挖出了几件玉器，马上就被他们拿走了。我们正在离这个现场100米的住地整理春季发掘报告，有人来告诉了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马上赶到那里，追回了所有玉器并把现场封存起来布探方。

　　这块地是水稻地，秧苗长得正高。挖到一定深度就有水渗过来，一边往下挖，一边就要把水排出。这个坑道的结构形式很像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的一个坑，我们很吃惊，认定会有大发现。我记得很清楚，是在7月2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我们发现了一个黄色的物体，这个物体上面有一条鱼的图形，很长。我就觉得这绝不是等闲之物，心里开始紧张。

　　这个东西弯弯曲曲有一米多长，因为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现过一个金腰带，我以为这也是古蜀望王的金腰带。当时有民工问我这是不是黄金的，我没敢说，就撒了一个谎说是黄铜。然后让大家停止工作，并把睡觉的工作人员都叫起来，我们商量后兵分三路，一路回成都向单位汇报，并且让川大实习的学生到广汉县委报告，请他们派武警来，我坚守岗位不动，现场人员不准走开。早上5点多，快天亮的时候，广汉派了三十多个武警来，把这里围了起来，然后还组调了一些民兵在周围。我这才宣布这可能是蜀王的金腰带。

　　这一下不得了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连外县的人也过来看热闹。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文物不是金腰带，而是一根金杖。金杖上所刻人物的圆脸及所戴之耳坠和五瓣花冠，与古蜀遗址中出土的其他人物脸型、嘴和所戴之帽是完全不同的。在发现的人物造型中，不论是青铜铸造的，还是刻划在玉器上的人物均为方颐、大嘴，且两嘴角上挑或下勾。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可以说是体现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根据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可谓是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象形文字”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建设博物馆参观者众多

　　此后我们还陆续发现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青铜器及金器。特别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我们的发掘、清理工作于那年8月14日结束，根据这此发掘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现象，我们认为它是古蜀人举行祭祀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而不是我们刚开始认为的王陵，我们将其命名为1号祭祀坑。

　　之后，我们又发掘了2号祭祀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高2.6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挖掘完毕后，我们提出要建三星堆博物馆。1994年，我开始做三星堆博物馆的内容陈列设计与形式设计，到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顺利开馆。三星堆博物馆在视觉、陈列手段、灯光使用上，都有前瞻性，让人耳目一新。我们的解说员都是自己招聘，然后培养出来的。开馆之后，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天，发现来参观的人很多，而且人数在增加。

　　我就有一个体会，国内很多博物馆门可罗雀，不是人们不来参观，而是展品和陈列方式有问题。三星堆博物馆一直略有微利，没向国家伸手。一次《中国文物报》在评全国十大精品展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报名，就被评为十大精品陈列。

　　■人物

　　陈显丹 1955年6月生于成都市，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负责四川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曾应邀在伦敦大学、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办关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讲座。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出版专著有《东汉雒县古城墙》等。

　　■发现背后

　　我认为古蜀王国的建立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即已出现。在这些邦国中，从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当为三星堆这一古城最为强大，特别是两坑中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更加展示了三星堆古蜀王国强于周围邻邦。

　　古蜀王国的考古发现，也与传说时代的虞舜时期大致相当。从三星堆遗址和宝墩古蜀人遗址所出陶器的演变亦可看出古蜀国的发展在成都平原持续了2000年之久，直至西周后在中原文化与诸文化形成大融合之际，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如尖底盏、鸟纹、手心纹等。可见蜀王国的建立并非是在周失纲纪之后，也并非是唐代诗人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表述的那样虚无飘渺。

　　（口述：陈显丹）

　　口述：陈显丹

　　本版摄影/采写：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