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让我再度贫困！”——记者沂源中庄镇耿庄村见闻

　　编者按：自11月18日起，本报陆续刊发了沂源贫困研究生王宁，为救身患肝癌的父亲，欲退学打工救父的事情。王宁的经历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有多少人像王宁一样？有多少人因为疾病或其他种种原因，饱受贫困之苦？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双手，抛洒汗水，挑战命运，创造幸福生活？社会各界应该怎样行动起来，伸出温暖的手，帮助他们？

　　关心困难群众，共建和谐社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复指出，要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本着这一精神，连日来，本报记者奔赴城市社区，周边乡村，体验生活，调查采访。来自第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感，是贫困群众的呼吸，是泥土禾苗的气息，是自强奋发的勇气，是扶贫送暖的春意。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切身的体验，揭示致贫致困的根结，同时和更多热心的人一起，为这些可爱而勤劳的人们，送去温暖。

　　手牵着手，心连着心。温暖的冬天，有你有我也有他。如果你有志于伸出援助之手，请拨打电话（0533）3585000，让我们一起行动！

　　11月22日6：00，记者坐上了开往赴沂源县的汽车。8：40，到达沂源县城，又换乘开往西里的汽车，40分钟之后，抵达中庄镇。经打听，记者下车的地方距耿庄村还有15公里，没有公共汽车。记者在路上截了一辆农用三轮车，迎着冰冷的寒风一路颠簸来到了耿庄村，这时表针已指到9：50。

　　耿庄村四面环山，村民居住得非常分散，采访对象王端余住在村子的最西头。王端余的房子孤独地立在半山腰里。在他房前有条小溪穿过，一座石桥连接着南北。王端余在桥北，他80多岁、长年卧病在床的父母就在桥的南边。

　　王端余——四亩果园几只羊

　　王端余生有一男一女，共4口人。家里4间房，2间住人，2间存放粮食以及一些农具。屋内没有什么陈设：两张床，1张桌子，1台已经不显像的电视机放在上面。1张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地上堆了一些玉米。家中有4亩果园，养了1只狗，几只羊和十几只鸡。

　　王端余说，4亩果园今年毛收入4000多元，投入到果园的化肥、农药等有2000余元。因为没有粮田，粮食都需购买，每年在生活支出上近2000元，两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在1500元左右。两个孩子都有病，看病这一块支出让他最头疼。给孩子看病，使他家的“财政”出现了很大的“赤字”。村支书李平三告诉记者，他们村像王端余这样的特困户有30多户。

　　庄稼人最怕生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这些生活在山区的农民很多生活艰难，生活仅维持在温饱水平，经调查，贫困户生活艰难主要基于“因病返贫”。

　　村民说，平时小毛病一般不求医，注意点的人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每年从不体检，自己扛不住时，一发现都是大病。

　　记者对耿庄村的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

　　“如果你得了头疼脑热，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会怎么办？”

　　多数村民认为自己能扛过去，就不用花钱去治，没有人表示他们会到乡镇卫生院或县里去看这些“小病”。

　　“如果得了重病呢？”有些村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晦气”。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现在王端余等家的境遇让他们心里很难过，“不得病的时候日子都过得蛮不错的，就没想过万一得了病怎么办。不过医药费肯定是负担不起，太贵了。没钱简直连病都生不起。”

　　有钱经不住病折腾

　　作为记者，听到、看到因病致贫的个例数不胜数。村支书李平三的焦虑其实隐藏在任何一家没有起码医疗保障背景的农民生活中，只不过事不当头，没有人去警惕。

　　因为生病而贫困难行的事例，现在发生在村民们的身边，给他们造成了一些恐惧感，有些人开始考虑大病的风险问题，“谁家有人得病谁家就穷，王端余家现在是很穷的。我们挣钱不容易，他儿子每年都要进医院治疗，一进去几千块就进去了，再攒可就难了。”李平三如是说。

　　李平三告诉记者，他父亲李俊发今年70多岁，前几年患上脑梗塞，一次治疗就花了1.5万多元，现在每年维持治疗支出需2000多元，他们兄弟4人平摊。兄弟多，有点家底，这才没把他们拖入贫困户的“队伍”中。

　　“没听说过农村‘致富十年功，大病一日穷’？我们村里有好几家原来过得不错的，家里有人得了癌症什么的，一下就垮了，在农村有钱也经不住这么折腾！”一个手里拎着白菜，准备回家做午饭的妇女凑过来插话。

　　墙根下晒太阳的一个老人，他在听记者和村民的对话。

　　“大爷，身体还好？”

　　“还中。”

　　“村里的老人得了大病都是怎么办的？”

　　“万一得了大病，也就不治啦。这么大岁数，就是儿女花得起也不花了，留着给他们吧，咱这穷，挣钱不易。”他把吸剩的烟头使劲往鞋底下摁了摁。

　　又到冬天，是很多疾病的高发期，城里很多人注射流感疫苗等，农村里却几乎没有人这么做，老人们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身体的保养，很多人认为，那都是命。

　　病与贫恶性循环

　　 村民王端余的父亲今年80多岁，住在一个黑暗的用石块砌成的平房里。十几平方米的屋内有两张床，一张床上躺着王端余患病的父亲；另一张床上躺着的是王端余母亲，母亲有脑梗塞后遗症长年卧床。

　　孩子有病、父母有病让王端余的小家庭和大家庭整个的生活秩序被颠覆，再也不能回复到从前。

　　“一年不如一年了……”王端余的父亲这样讲述家里的生活。

　　“为什么呢？”记者问。

　　“病。没钱治，都是些花钱的病。”王端余的父亲话有些哽咽。

　　村民张好吉，今年70岁，7年前患上脑血栓，虽然当时抢救过来了，保住了命，但后遗症使他生活不能自理。张好吉说，富裕虽然从来与他家无缘，但从前日子过得去，并不愁衣食。从7年前他患脑血栓开始，他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张好吉说，他老伴长年小病不断。他有一子六女，子女家里也不富裕。自从他失去劳动能力后，老伴成了家里的支柱，果园的活计都成老伴的。治病的钱从来都不够，经济上显然难以维系，他能活下来，说明他至少心灵上没有垮。

　　前几年的一天，57岁的王中叶，在果园里干活时，突然感觉胃部疼痛难忍，被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胃出血。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病同时缠绕在他身上，不能干体力活。治了两次病，把他的所有积蓄全拿了出来，还借了不少钱。

　　“庄稼人最怕生病！”就农民看病问题，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多次听到这样一句话。

　　记者调查中得知，患病农民中应就诊而未就诊和应住院而未住院的占60%以上，贫困户中有80%以上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因为穷，看不起病；因为病，变得更穷。“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疾病成了许多农民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村支书李平三呼吁，这样的恶性循环已经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

　　只有3家小诊所

　　 耿庄村，没有村卫生室，只有三家私人诊所。村支书李平三说，以前他们也设想把3个诊所合并，但这需要投资，需要盖房，需要购置简单的医疗器械，这些都需要钱。“村里没有集体经济，也没有经济积累，哪有钱哩。”

　　记者走访了村里私人诊所。诊所的医生说，多年的行医生涯，让他们目睹了太多因为贫穷而不敢看病的现象。当地农民多生活贫困，因不定期体检，等扛不住时，一查就是大病。“平时村民都是到诊所来拿药，不过都是索要一些简单的廉价药物而已，有的甚至不要医生诊断便自作主张，‘来两片止疼药哩’。”诊所的医生说。

　　记者在这几个诊所中看到，这些私人诊所里基本上没有太贵的药，“原来进过，卖不动”，三个诊所的医生都这么说，现在他们购买药品是根据自己在村里多年的行医经验，和村民的平均购药水平。

　　村民有了病一般都会先找他们给看。有的村民买药时并不想买整瓶或整盒，他们希望先买一两天的药量，试试药效，或许一两天就会好起来。

　　这样的村庄，这样的农民，很具有普遍性，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生命，并非无人关心。“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责任，使各级党委、政府从来不曾放弃对这些农村贫困户的关注和关心，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尝试和推广，淄博，正在进行中……

　　相关链接

　　本报淄博11月6日讯 记者今天从淄博市卫生部门获悉，从明年（2005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有试点区县、乡镇都要设立家庭账户，同时淄博市将资助贫困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据介绍，为让家庭困难的农民也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淄博市将逐步推进医疗救助工作，落实政府财政专项补助，从各级福利彩票留成的社会公益金中提取不低于3%的比例作为医疗救助基金，资助贫困人口参加合作医疗，实施大病医疗费用补助。

　　另外，从现在起淄博市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和监管，各区县要设立并公布举报投诉电话，淄博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举报投诉电话为（0533）2778815。

　　（本报2004年11月7日报道）

　　本报记者 王哲 王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