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1月底，四川共有149名官员从煤矿撤资8298万元。该省纪委通报了3起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入股煤矿和顶风违纪、明撤暗持的典型案例。其中兴文县原县委书记余国龙利用职权为本人及亲属在两个煤矿各入股10万元，不到两年时间分得红利25.3万元；原县委副书记李泽泉在一煤矿入股12万元，仅半年就获得非法利益40万元。（新闻详见11月30日《半岛都市报》）
自中纪委等中央四部门联合发出通知，铁定9月22日为官股撤出大限开始，无数双眼睛就紧紧盯着即时更新的那张撤资名单。出乎公众意料的是，全国共报告登记在煤矿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4578人，登记入股金额6.53亿元，已撤资4.73亿元。其中多为科级之类的机关办事员，像余国龙李泽泉这样的县处级“七品芝麻官”并不多。
难道官煤勾结者都是官场“小萝卜头”？我看未必。11月上旬，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率督察组赶赴湖南，抽查官股撤出及无证小矿关停的有关情况。娄底市几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煤老板私下向随同暗访的《半月谈》记者透露，官煤勾结并非只发展到县处级干部，真正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大官”，打死他们也不会说！听听这些煤老板的告白，我们浑身上下都会起鸡皮疙瘩——“说出来不仅害别人，也于己无利。如果出了事要受处罚或判刑，只要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些人就会有办法。”
能帮助地下黑矿取得合法采掘手续，能支持不法矿主抵挡声势浩大的拉网式安全检查，能于不动声色中动用权力关系资源将牢狱中的肇事矿主完整“扒”出……重量级的官煤勾结者到底有多大的级别，有多大的政治能量？在导致120名矿工罹难的广东大兴特大矿难中，幕后保护伞是官居副厅级的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在产煤大省山西，正规煤矿4600多座，地下黑矿数量居然超过了正规煤矿，一位基层官员在谈及为何不敢管、不愿管时，心有余悸地说：“不管（违规）的话最多只是丢官，但管的话可能就要坐牢！”能把有罪的人从牢里“扒”出来，还能将履责的监管人员凭空捏造罪名“送”入牢中进行疯狂报复，这绝非小小的科级处级干部所能办到。
国家安监总局党组成员、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说过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煤矿的井道有多深，矿山老板的关系就有多深。由此看出，黑心老板背后的最大保护伞肯定不是不上品级的官场“小萝卜头”，应该还有更多像胡建昌这样位高权重的“大官”藏在更隐蔽处。如果深挖出这些阴险狡猾的巨贪大蠹，被他们施以丢卒保帅之招抛出若干“小萝卜头”充数，整治官煤勾结的反腐战役就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