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百年与时代风云（文论天地·中国电影百年纪念）

　　仲呈祥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拍摄的京剧《定军山》的几个片断，宣告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开端。由此以降的100年中，中国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变革，同时也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社会的苦难、发展与进步。20世纪初的中国电影艺术探索者，迅速地和世界电影发展保持了协调同进的步伐。一

　　———编者

　　中国电影已度过不平凡的百年春秋。

　　回首百年，时代风云，银海波澜，感慨万千。电影作为综合艺术与新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不断与时俱进，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窄银幕到宽银幕再到环形银幕，从模拟到数字，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从内涵上看，中国电影不仅从银幕上真实地记录和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翻天覆地的时代风云，而且充分显示出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电影自强不息的艺术生命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美学特征，以及中国进步电影人感应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脉搏、洋溢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精神和审美才华。

　　百年电影，经历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风云变幻，时代演进，百年电影，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如果说，1905年问世于北京的首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与世界新文明的一次极有意义的握手，显现出中国电影与生俱来就与民族戏曲和民族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血缘联系；那么，之后的“五四”运动掀起的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倡导爱国、科学、民主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虽然也直接影响了萌芽状态的中国电影，催生了如批判封建遗产制度、提倡平民义务教育的“感化人心”的《孤儿救祖记》这样的成功作品，但20世纪一二十年代大量的社会片（如《弃妇》）、爱情片（如《玉犁魂》）、侦探片（如《红粉骷髅》）、神探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古装稗史片（如《梁祝痛史》）等等，都主要接受的是流行的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思潮影响，致力于“营业主义加一点点的良心”，而在不同程度上疏离了时代主潮。惟其如此，这一时期稚嫩的中国电影仅在日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做出了初步探索，而百年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创作高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至40年代末才真正形成。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左翼文艺家和进步文艺家纷纷介入电影，力主把“镜头对准严酷的现实生活，脉搏应和强烈的时代节拍”，将好莱坞经典通俗剧的艺术技巧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相结合，“以真实、感人的银幕形象，帮助人民看清自己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可悲地位，认清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的可憎面目，唤起他们团结战斗，去埋葬可诅咒的旧社会，有力地配合了中国革命。”一批优秀影片相继问世，一批杰出人才大显身手，电影观众越来越多。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吴永刚导演的《神女》，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袁牧之编剧并导演的《马路天使》和沈西苓编剧并导演的《十字街头》等，以及抗日战争中史东山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还我故乡》），阳翰笙的《八百壮士》、《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周贻白的《明末遗恨》，阿英的《洪宣娇》等，解放战争中史东山的《八千里彩云和月》，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阳翰笙的《万家灯火》，沈浮的《希望在人间》，金山的《松花江上》，陈白尘的《乌鸦与麻雀》，费穆的《小城之春》等，都以电影艺术的独特吸引力和感染力，在银幕上奏响了时代强音，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士气。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电影《桃李劫》中的主题歌《毕业歌》，更是广为传唱，脍炙人口，成为唤起民族精神的号角，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此次高潮，成果颇丰，持续时间较长，令世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它不仅在中国电影史、而且在世界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百年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高潮，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由于大力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坚持“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评价标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电影人的创作积极性。他们拥抱现实生活，讴歌新的时代，努力克服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出现过的“左”的或右的尤其是公式化、概念化和题材决定论等不良创作倾向，相继推出了《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红旗谱》、《刘三姐》、《杨门女将》、《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早春二月》、《阿诗玛》、《英雄儿女》、《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优秀影片，培养造就了水华、崔嵬、陈怀恺、汤晓丹、谢晋、谢铁骊、王炎、李俊、苏里、林农、刘琼、武兆堤等一批优秀导演艺术家和一批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拥有很高的上座率，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此次高潮，将中国电影的思想艺术质量，从总体上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准。之后，“左”的思潮愈演愈烈，直至经历十年浩劫，中国电影跌入低潮。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国电影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二为”方向，感应时代脉搏，深入变革生活，反思人的价值，审美化地拍摄出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针砭社会时弊、讴歌时代精神的佳片力作，出现了百年电影的第三次高潮。如《生活的颤音》、《小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邻居》、《沙鸥》、《西安事变》、《喜盈门》、《城南旧事》、《人到中年》、《乡音》、《红衣少女》、《黄土地》、《黑炮事件》、《青春祭》、《野山》、《芙蓉镇》、《孙中山》、《红高粱》、《老井》、《人·鬼·情》、《开国大典》、《本命年》、《焦裕禄》等。这些影片，努力实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中国电影的历史品格、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都登上了新的台阶。

　　抚今追昔，银海徜徉，立足现在，瞩目未来。三次高潮雄辩证明：百年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是坚持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多样化的文化特色，坚持从技术上艺术上不断创新。这既是维系中华民族电影事业可持续发展繁荣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电影为世界电影做出的独特贡献。电影与时代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电影与社会、与人民的关系。电影是人类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一门艺术，必须从哲学层面和创作层面坚持辩证思维，力戒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防止在处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上的两种偏向：一是令电影艺术疏离乃至脱离政治，实质上也就随之疏离乃至脱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趋时媚俗，该把时尚当时代，将电影艺术从属于流行时尚。如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电影于萌芽状态，便遭遇到流行的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的时尚影响，于是“营业主义”即商业目的支配了当时不少电影从业者的思维，利润方式取代应有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媚俗也就势在必然。这样的“软性电影”不仅不能提升、反倒会降低民众的精神素质。个中教训，极为深刻。二是令电影艺术简单地直接地从属于当时的政治，当政治错误时即背离民心时（如十年浩劫），电影艺术便可能沦为“阴谋文艺”，当政治即便正确时也可能为违反艺术规律的对创作横加干涉提供依据，总之都会造成以政治方式取代应有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为公式化概念化和题材决定论泛滥开方便之门。个中教训，同样极为深刻。

　　当然，“时运交移，质文化变”，这是古往今来文艺发展的共同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电影与时代的关系，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科学把握时代的本质，艺术再现时代行进中的重大事件，生动塑造活跃于这些重大事件中并决定着时代发展走向的时代英雄和时代典型人物。这里的关键，在于电影创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养。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曾在《谢晋电影十思》中深刻剖析过这位著名导演创作生涯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精辟论断。是的，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代，造就谢晋导演出《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等爱国主义佳片，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时代，又造就他一发不可止地导演出《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反思历史、关注人生的力作；但是，十年浩劫却误导他无奈染指《春苗》，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导演的《清凉寺钟声》、《女儿谷》，却多少带有片面“开掘人性深度”的时尚印记。“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深情地饱含着一位卓有见识的资深电影理论家对一位成就斐然的电影导演的耿耿真情和殷殷厚望。愿一切有志向的电影艺术家，不仅能自觉地长期地无条件地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共命运，更能以充足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养和文学艺术学养，对时代作出独特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01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