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

　　在经济学家看来，增长应该放到更长远的视野里去理解。

　　大多数人常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里，GDP的增长都是深入人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眼睛都关注着GDP每年增长多少。但是经济学家理解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是指一个经济在长期所能维持的增长。它牵涉到人口的变动、资本的形成、教育、制度变化和开放政策等方面。

　　如果增长是指长远的产量增加能力的话，那么归根到底，经济增长就是取决于一个因素——生产率。什么叫生产率呢？简单地说，生产率就是产出比投入增加更快的能力。

　　前苏联在1958年以前经济增长很快，但以后怎么也上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增长的潜能发挥殆尽了。除了生产率之外，其他投入最终都是可以减少的。比如，今天我们中国还有40%的储蓄率，20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肯定大幅度下降。韩国1980年以前保持35%到40%的储蓄率，今天只不过20%左右。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经济能增长到什么程度，最终就看生产率的潜能积累了多少。通俗地讲就是，当你的投入，比如投资和消费，不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的时候，你的经济还能不能维持一个高水平的增长？弄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从投入上讲，中国目前还不存在问题。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每年还有300多万大学毕业生，在校大学生超过1000万，这些都是增长的投入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到未来10年、20年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因此，我们要把增长理解为一个持续性的增长，或者把增长看作潜能的时候，眼光要放到长远，不能因为现在有那么多土地和那么多劳动力，每年的投资增长率都能维持在25%，而忽视未来的增长能力。这些都是变数，唯一能够推动经济未来发展的只能是生产率。中国现在高速发展的时候，经济每年都维持9%以上增长的时候，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走上了生产率潜能在不断积累的过程呢？不能只看到实物资本的增长。

　　那么，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积累起生产率的潜能呢？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的方面是教育，当然其他的东西也都相关，但最终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或者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决定未来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人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因为中国拥有相当不错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重视教育也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共同因素。当然，中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中国是大国，在教育潜能方面有更显著的积累能力。新加坡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容纳一万所大学，可在中国，发展到像美国那样有几万所没有问题。将来中国和印度一定拥有别的经济不具备的规模效应，中国的规模效应将成为生产率积累非常重要的源泉。

　　另外一个可以积累和改善生产率潜能的因素和规模有关系。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年在《经济学原理》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概念，叫“外部经济”。什么叫外部经济？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活动之间或者部门之间综合配套的能力，这个能力会使中国在包括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方面很快地拥有竞争优势。像华为、海尔、联想这样的企业就是利用了中国的产业部门之间综合配套能力强的优势而获得竞争力的。包括将来搞飞机这样的产业在中国也一定有竞争优势。小国家搞飞机比较困难，自己生产几样零部件还可以，可是要综合配套恐怕就做不起来，需要大量外包。据说波音公司有近两万多个零部件要在全世界购买，像美国这样完全本土化造飞机都很困难，可是在中国很多产品几乎都可以做到完全本土化来做。将来飞机的全部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国造的时候，中国制造的飞机因为实现了这个外部经济效应，肯定比波音的价格便宜不知多少。虽然现在这个潜能释放的阶段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看看中国产业现在的发展趋势就可以想明白，中国经济在生产率潜能的积累能力上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为GDP而增长的未来风险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短期经济的发展问题，怎么保持今年GDP比去年的相对增幅，这是我们当前地方政府工作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会计含义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GDP实际上是指这一年里面各个行业所创造的新的价值的总和，也就是我们说的增加值。但是统计所有行业的增加值在现实中是很困难的，通常情况下采取估算法。比如，28大类行业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增加值。增加值怎么算呢，基本上是用总产值乘以增加值率。比如服装这个行业，增加值可能占总产值的比重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概推算出，比如40%，60%都是人家转移的中间产品的价值。所以，一旦我们过分关注GDP，我们就自然会去关注总产值。这一来，事实上就可以先确定GDP的增长率目标，然后倒算出行业的总产值必须实现多少才能保障GDP增长目标的实现，这就必须有多少投资项目下去才行。

　　可是大家想一想，产值增加多少从长期来看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因为当年增加的产值完全可以变成日后的库存。这就是增长目标短期化的问题。

　　再有，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分享以后，刺激了地方去搞制造业，因为增值税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做大制造业产值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做投融资项目，而在现阶段做项目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招商引资，项目来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短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范式。这样一个发展的范式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和我们对GDP的核算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大干快上的发展观如果愈演愈烈并且彻底制度化的话，很可能会冷落了我们对生产率潜能的积累，把注意力简单地放到资本积累上去了。

　　目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追赶阶段。追赶阶段的意思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够大，城市化程度还不高。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能看见我们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以及在哪些方面有差距，因此，我们可以迅速赶上来，而且经济发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比较小的。这就是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例如，今天中国机场的数量大概是340个，美国包括私人机场加起来大概2万多个，我们数量只有不到他们的2%。仅仅机场这一项，就决定了中国在投资阶段还要有相当长时间。将来我们要修更多的机场、公路，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都叫资本积累。说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是缺乏依据的，还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因为现在属于追赶阶段，处于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通常速度都比较快，增长率都比较高，从东亚经验看都是这样。但这并不表明未来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除非你的效率潜能的积累在这个过程里能够跟上。否则，一旦越过了追赶阶段，经济的增长可能就会明显回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意义。

　　现在我们谈论增长方式转变也不应该过多地批评投资太多，问题在于对投资效率的关注不够。我们担心的是，现在的发展模式演变成一种权力而非市场主导投资决策的体制。这样的体制以及表现出的顽固化倾向对于市场力量、金融和企业家创业活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

　　我们的消费太少吗？

　　在有关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投资太多太快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足。这种观点强调，中国现在应该尽快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扩大提升国内消费能力上来。我认为，这一看法似是而非，理论上值得商榷。首先，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的水平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是生产率而不是消费率。消费和积累的比重反映的只是短期内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消费理解为决定GDP增长的因素，而应该理解为GDP增长的结果。

　　经验上看，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尤其是在东亚地区，消费占GDP的比重往往比较低。很多人对消费的问题有所误解，认为消费需求比投资需求更重要。可是，大家想想，短期内要扩大消费的比重，就要压缩投资的比重，因为GDP在核算意义上等于总消费加总投资以及贸易的顺差。如果短期内提高消费比重，也就是要压缩或者减少投资的需求，才能保持平衡。否则，一味刺激消费很可能引发经济过热，出现经济失衡。还有一个统计上的问题是，买房子这一块应该计算到消费里面，现在是计算到投资里面，显得消费的比重好像比较小。即使不谈这个问题，银行发放的信贷刺激了消费，短期内带来的结果是，经济过于繁荣，出现过热苗头，因为投资需求没压下来，消费需求提高，这一来，当期的收入平衡表被破坏了。我们在2003年下半年显现出来的经济过热趋势，就与之前鼓励短期消费增加的消费信贷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偏低，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全世界消费占GDP的平均比重在7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80%-90%，而中国只有57%-58%，所以应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我说你得看中国经济处在什么阶段上。消费的能力，短期内表现为消费占GDP的比重，反映的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而不是增长的长期条件。消费占GDP比重受经济发展的阶段影响，人均所得提高是个缓慢的过程，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也是个缓慢的过程。有些学者甚至讲中国是内需不足的经济，这个概念更加不对。中国怎么会内需不足？你看看中国的投资和储蓄率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内需不足中国的物价应该是持续下跌，现在总体上平衡，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不动的。消费虽然占GDP比重偏低，这个不要紧，这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只要投资需求上去，能够吸纳那么多的储蓄就可以了，总量上就会平衡。因此我们不能把扩大提升消费理解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推动力，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逐步提升消费，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个长期现象。本版稿件均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