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男”5年连换四个老婆

　　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在亚洲占第2位，在世界占第14位；截至2004年9月底，全国艾滋患者累计死亡报告5024例；估计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为84万，其中艾滋患者约8万。

　　在河北省邢台市，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72．6％；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数字艾滋携带者至少200多人

　　2005年7月和11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调查。长期为邢台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对记者说：“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儿童至少有20多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至少有200多人。”

　　许多家庭被“满门抄斩”

　　一方面是不少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另一方面记者发现几乎走访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写着“死亡”：连续三次访问，记者累计访问到艾滋病及感染者总共34人，其中已经死亡14人，许多死者的坟墓上依然掊着新土。为记者带路的人称记者对于邢台艾滋病的访问是“寻找死人”的工作。因为记者不断听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死了倒是解脱了啊，活着的人，是生不如死啊！”许多受访者几乎都发出同样的感叹。“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心上扎着千把刀，身上刺着万根针是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人没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人！”

　　记者访问过的许多家庭，都是整个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与迟的问题”。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艾滋儿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被医院给满门抄斩了呀！”丹丹全家，除61岁的爷爷没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妈妈以及自己，没有一个幸免此难，妈妈已经死了。丹丹的爸爸说：“不知道哪天是我与女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数，熬日子了。”因此，丹丹的爸爸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亲在这里呀，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呢？！”

　　确诊后被拉回家里等死

　　“他们死不瞑目呀！”“许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死者的亲人们说：“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怎么就会感染上艾滋病呢？”“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阴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这个病的！”此次记者调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确诊为艾滋病，无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许多患者被极其“残酷”地与家人隔离起来。

　　原因艾滋大多是输血造成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记者说。

　　有村庄靠卖血为生

　　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1998年8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有关负责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1668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239人。对于农民为什么如此积极参与卖血，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咱农民没有来钱的路子，只有靠卖血了”。巨鹿县小吕寨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献血村”，3800多人的村子，有数百人专门吃“献血饭”。2005年7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巨鹿县小吕寨村见到了曾经15天卖过13次血的村民刘振考，他告诉记者，“卖一次血400毫升给100多元，对于咱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

　　采血站成赚钱机器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记者调查得知，从血站拿血，一袋400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460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30元左右的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180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300元左右的收入。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1995年4月8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22个，其中3个没有经过批准，5个存在问题较多。采浆点14个，只有1个经过批准。10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132个，也只有1个经过批准。”

　　艾滋病总暴发时间到了

　　众所周知，艾滋病的潜伏期长达8—10年。当初如果埋下了血祸隐患，艾滋病感染者逐渐浮出水面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2004年7月，邢台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在重点县市艾滋病防治暨项目启动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曾明确指出，该市艾滋病“感染时间比较集中，1995年前后被感染的人数居多……1995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事例蓄发五年打赢艾滋官司

　　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都把矛头直指医院。目前已经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妻子输血后染艾滋38岁的农民王为军，家住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远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邑城镇。1997年7月30日，为了生育女儿佳佳，王的妻子靳双英住进了康泰医院。8月1日，顺利产下8斤重的佳佳。之后，医院的院长王顺英不断来找王，要求为她的妻子输血。“她说，‘你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我的岳父岳母都在场。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住院期间靳双英总共花了1200元，血款占三分之一。第二年春节后，靳双英开始出现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吃了不少药，总是不见好。后确诊是患了艾滋病。1999年5月16日，靳双英死了。埋葬了妻子后，王为军按防疫部门的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检测，王与儿子均没事，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又被当头打了一棒”的王为军，左右想不通，于是他像疯了一样到处跑，他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这病是怎么得的？”

　　蓄发告倒医院

　　当年6月开始，王为军便走上了上访之路。为此他发誓：“不为妻女讨回公道，决不理发。”披着一头长发的王为军，从县里、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不断上访，“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遍”。2004年4月30日，王为军终于拿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被告康泰医院违反有关献血和输血的规定给靳双英输血，事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被告不能证明其所输血为健康血液，又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靳双英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毒，并且被告违规采血的过错是明显存在的。”法院判决，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共计36．2万多元。当天，王为军来到妻子的坟头，在亡妻坟前埋掉剪下的须发。

　　隐患个别患者开始“报复社会”

　　在调查中，记者感觉到，邢台市艾滋病问题存在着许多社会隐患。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

　　隐患之一：“邢台的人们还蒙在鼓里！”

　　记者连续三次深入邢台调查采访，其间，除了接触大量的艾滋病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其家属以外，还接触了机关、学校、商场等许多的邢台人，当记者问及邢台艾滋病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脸茫然。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难以置信：邢台，他们的身边，怎么会有艾滋病呢？记者采访过一位邢台某医院的副院长，这位副院长痛心地告诉记者：“邢台有艾滋病的事实再也不能捂下去了，不说其他人群，单就目前的邢台各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防护意识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感染者。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隐患之二：艾滋患者救助状况令人担忧

　　记者所看到的艾滋病家庭，几乎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许多家庭由于不明不白地治病，花去了不少冤枉钱，致使债台高筑。由于家庭收入微薄，本来患病的身体，营养严重不良，贫困又在加剧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速度。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贫困在折磨着他们身体；另一方面，精神上的贫困在推残着他们的心灵。由于身患艾滋病，许多人失去了朋友、亲戚，更多人成了孤家寡人，记者看到，不少艾滋病患者及家属精神几近崩溃。“你是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人！”好多艾滋病人及他们的家属对记者说。

　　隐患之三：对艾滋病及其患者的防疫措施不到位

　　好多艾滋病人在被确诊之后，便回家等死。从此，再没有任何卫生防疫及医疗机构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救助和治疗。

　　隐患之四：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报复社会”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在1999年就已经确认感染艾滋病的高某，至今，已经换了四任妻子。无独有偶，在沙河市柴关乡某村，一位感染者的母亲告诉记者，感染者的妻子死后，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他又娶了一个妻子。老太太悄悄地告诉记者：“全家人都知道，就他的妻子不知道，都瞒着她呢。”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个只有23岁的女孩子，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非常漂亮。她告诉记者，她曾想报复社会，想让更多的人像她一样受尽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折磨和摧残。她说：“我是无辜的，一次外伤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曾经两次自杀，都被家人救活。”现如今她自己漂流到北京，“希望死在外面。”《中国经济时报》

　　艾滋魔盒被谁打开？

　　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患儿至少有20多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至少有200多人。众所周知，在古希腊神话中，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正是普罗米修斯美艳绝伦的妻子本人。那么，肆虐于河北邢台的这只潘多拉之盒究竟是谁打开的呢？

　　我们认为，立法滞后是邢台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第一个原因。我国保障血液安全的法制建设始于1984年，早期着重于对进口血液制品的检验管理。从1987年起，卫生部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监测。但这些法规及相关法律都没有规定违法责任、罚则，或规定得不够具体。直到1997年10月1日起生效的《刑法》，在第333条、第334条中对血液领域的犯罪作出了明确的刑事处罚规定。而邢台大量的违法采血和输血案例却都发生在1997年以前。缺乏法律强有力的威慑，这可能是当时私采乱输大肆泛滥的根源之一吧。有关医院、血站有法不依，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在采取措施打击非法采集和出售血液方面态度不坚决，惩治力度不足，致使这类违法活动在部分地区十分猖獗，应该是邢台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关于血液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虽然较为滞后，但绝非无法可依。但由于供血者（及血头）与血站之间、供血者（及血头）与医院之间、管理者与医院、血站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使得国家法律徒然成为他们眼中可有可无的“白条”。这种利益可以是显性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是能使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仕途、“政绩”和官场门面等等“长线利益”。这种纽结的利益关系可以从他们闪闪烁烁、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姿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难怪虽然有卫生部、省政府的三令五申，而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有人早就说过，中国其实不缺法律，缺的是对法律严格的执行，“法律白条”正是中国法律公信力锐减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