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书：百折不挠从士兵到将军

　　田炳信

　　采访人物：周玉书中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司令员。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副连长、参谋、营长、团作训股股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军作训处副处长、处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集团军军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公安部党委委员、中共十三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国警察学会副会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采访时间：2005年8月4日

　　采访地点：广州留园别墅

　　秩序是一种先后，是一种约束，是一条河床，又是一块植物圈。有人曾鲜明地用囚犯和士兵做过一个对比：囚犯是正常社会秩序中一种最反秩序的人，一切社会法律、公众道德都会被他们放荡不羁的行为所颠覆、扯裂，但一旦他们被绳之以法，关进监狱，就会成为最有秩序的人，可这仅限于高墙电网之中；军人是和平年代最有秩序的一个群体，几点起床，几点练操，几点吃饭，军容、军纪、军貌无不整齐划一，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等级、纪律、有序的完美象征。可军人一旦投入战争，就会变成一个最无序的原子核，把有序的场景、社会完全变成一种无序的状态。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想从有序到无序，再把无序变成有序，恰是一个地道的轮回。

　　8月是广州的盛夏，树叶绿得冒油，骄阳像充满青春荷尔蒙的小伙子。在广州曾经最安静、现在也被笼罩在一片机器轰鸣声中的留园别墅，笔者采访了周玉书中将。周玉书曾任中国武警部队司令员，也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到将军，这是许多军人无法达到的一个高度，也是职业军人生涯中为数不多能画上圆满句号的过程。在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大背景下，他在一个有序的组织中经历过无序的事件，因此有着一种阅尽人生后的豁达和清淡。听他娓娓道来，一段往事，一个个故事，像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红棉花，不断地绽放，依旧艳红。

　　新婚与父丧节省一日办

　　田炳信：周司令，我看过您的简历，在您的军旅生涯中，可以说每一个台阶都是实实在在地踏过来的，从士兵到将军，每一个台阶都走过。您是哪一年入伍的？

　　周玉书：是1953年5月，在湖南。当时我20岁，结婚还不到3个月，就在新婚妻子和母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5月25日，我穿上军装，告别乡亲父老到达攸县县城，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县委书记在会上致欢送词时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尚光荣，希望你们为国立功，为家乡争光”，参军战士江学川的父亲江敏瑞代表军属讲话，他文化程度不高，一口乡土俗语，他说，“你们当兵，是很光荣的。都死在朝鲜，更加光荣。祝你们都光荣在朝鲜！”在场的人满堂哄笑，他说“笑什么，不光荣，还当什么兵，我就希望你们‘光荣’在前线。”当时在场的军属都不满意他讲这疯话，认为兆头不好，有的还为这事拉已经入伍的战士回家。我堂姑母也想拉我回家，以替我送行为名陪着我妻子江玉华一直送到20多里外，我才把她们劝了回去。那次的欢送会让我心情很不平静。

　　田炳信：是对战争的一种恐惧吗？

　　周玉书：不是，是因为我父亲在1952年5月15日因重病去世了，当时我母亲才45岁，19岁的我尽管已在乡政府工作，但丧父之悲、6口之家生活和债务负担之重，压力都很大。父亲去逝后，乡政府把从地主周恒庄那里没收的棺材交给我，让父亲永眠。这地主是剥削我父亲最重的一个，他断没料到那副为自己精制的棺材，最后竟为其被剥削者所享用。

　　父亲病重时就要求我找一个会织布的女子做妻子，组成一个男耕女织的家，以延续后代。当时我已和在攸县建华织布厂工作的玉华在谈恋爱，她也去过我家，但遗憾的是没见过父亲。因为我们家乡的习惯是安排在冬季出殡，为了能让父亲在入葬前了却他有一个织布儿媳的心愿，闭目九泉，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我家就决定“红白事”一次过办。

　　1953年2月7日，玉华来到我家成亲，我们在父亲的灵柩前拜过堂，第二天就把父亲安葬在后山的帽子岭南坡。这个婚礼，没有披红挂彩，而是丧衣白鞋，头一天拜堂和拜灵同时进行，第二天新婚夫妇就悲痛地扶着丧杖“拜路”，送父亲上山入土。人家是结婚喜，我是结婚悲。夫妻叩首跪拜父亲，心碎万分。我和妻子就是在这种互爱而又同悲的情况下结合的。从这时起，我更加奋发上进，以实现父亲期望我有所作为的遗愿。到2003年，我们已经是50年金婚了，每当忆及当年的婚礼，我们都感慨万分。夫妻只要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就一定能共同进步。

　　田炳信：红事、白事连办，这恐怕不多见吧？

　　周玉书：在乡下很罕见。

　　首次大阅兵荣当基准兵

　　田炳信：当兵的日子印象深吗？

　　周玉书：刚当兵时，对新的环境很新鲜。我们的新兵团驻醴陵猿木岭，因为我是地方干部的原因，一入伍就当了班长，每天正规训练、射击、刺杀、投弹、单兵班战术、条令等课目都非常紧张，开始时很不适应，但想到共产党领导翻身之恩，保家卫国之责，个人成长之志，便痛下决心以身作则，带领全班取得了优良的训练成绩，上级还为我记了功。当年11月，我们被补充到广东马坝炮五师35团二营四连当一炮手，由步兵转为炮兵，开始了新的专业训练。当时我们还在使用抗战时缴获日军的九四式76毫米山炮，每天早晨练火炮分解结合，练扛90公斤重的火炮身管跑步，这对我来说确是一大难题，但我觉得既当兵，就不能怕苦。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巧练后，我熟练地掌握了技术要领，可以扛着炮身奔走近百米了，也迅速掌握了一、二、三炮手的技术。练兵间隙，我们还为营建施工搬抬石料，有一次我在山下搬石，山坡上的同志往下滚石忘了打招呼，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推下来，我听见响声后赶快右躲，结果大石擦着我的腿就滚下去了，险些把我给报废了。但我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受到了团部的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

　　田炳信：听说你入伍不到一年，就因表现突出被选拔到炮校学习，这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机吧？

　　周玉书：是的。1954年4月，连长王再兴通知我去郑州炮校（第四炮校）学习，3天后，团长高文义接见了我，希望我努力学习，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献身国防的干部。当天我就乘火车北上，离开了刚刚熟悉的岗位，生平第一次跨过长江进入中原，开始了我近40年的北方军旅生涯。

　　入校后，我首先补习了4个月的文化课，以达到炮兵专业的需要，又以速成方法完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的复读，实现了我上高中的愿望。10月1日军校正式开学后，每天上6小时正课，3小时自修，1小时体育锻炼，先理论后实际操作，室内室外、白天夜间相结合，每课有作业，课前有提问，每周小考，另有月、阶段中考大考。我们还轮流当班长，每次一至两周，目的是人人都学会带兵、管兵。那时候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学练，对每个科目都感到新鲜。我的体育成绩稍差，就抓课余空隙苦练，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突击高难动作。冬天的时候，炮校狠抓防寒训练，我们只穿短裤背心，冒着零下5℃到10℃的严寒跑步半小时，用凉水洗脸擦身。开始时我很不适应，但慢慢地就觉得可以坚持，这种锻炼为我以后长期在北方寒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体能基础。

　　1955年5月，炮校接受了赴首都北京国庆受阅的任务，选拔200余名政治可靠、表现突出的学员组成一个方队，专门训练了4个月。训练的第一关是立正站一个半小时的体力考核，我坚持站了1小时50分钟，被选入方队，在校队列训练一个多月后，我们又到北京天坛训练了两个多月。每天10小时作慢正步和方队训练。当时天气炎热，练得很苦，但我这人不怕苦，在20人一个排面的十个排面里，我是第二排的头一名，位处基准兵位置，要求更高，但我以此为荣。

　　那年“十一”国庆节早上10时，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中尉的军衔军装，接受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检阅，然后又以整齐壮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元帅的检阅，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0月上旬，我回到炮校，继续完成第一学年的课目训练，因品学兼优获记三等功，并提升为新学员排的副排长，就是既当学员，又负责新学员的管理教育。我教之有方、以身作则，受到领导和学员们的好评，全排学习成绩稳步上升。1956年9月3日，我光荣地成为了共产党员。毕业考试时，19个科目、1200多道复习题，多次野外作业指挥，“三堂会审”考核，除体育良好外，我全获优秀，获炮校授予“优秀学员”称号，并给予“军旗前照相”的奖励，晋升少尉军衔，分配到部队工作，任副连级。

　　积极学毛著获领导人接见

　　田炳信：1961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成了一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吧？

　　周玉书：这要从头说起。1956年10月上旬，我分配到北京军区24军72师炮兵第351团，这是一支由新四军华东六纵演编成、有卓越战功的部队，我在作训股。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争取更大成绩的时候，长女伟谊、弟弟英羡相继去世，母亲、妻子和我悲痛万分，但当时我正负责集训干部，任务很重，未能请假回乡，只能去信安慰在家乡的母亲和妻子。

　　在工作中，我尽自己努力，取同志之长，认真负责，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从1957年至1960年间，我年年立功，1959年时还立过二等功，出席了军委炮兵召开的英模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陈毅元帅等军委首长的接见。1960年3月，我出席北京军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被誉为“首长的好助手，连队的好帮手”，并在大会上发了言，受到刘少奇主席、朱德元帅、彭真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61年，我响应毛主席“学习雷锋”的号召，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改造世界观、改进工作方面有不少新观点：如“为我和忘我”，必须坚持为革命忘我地工作；“老和新”，必须坚持甘当新兵，不断树立新思想，发现新问题，探索新办法；“被动和主动”，必须抓住事物的规律性，有预见、有准备，加强预见性，通过苦干、实干夺取主动。我还经常将自己的思想“晒太阳”，不断克服缺点；在成绩和荣誉面前给自己“泼凉水”；以先进事迹和个人为自己的榜样，以别人的教训和缺点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戒，对照自己逐步克服。由于这些表现，我被选为团、师、军、北京军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各级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天安门见证检阅红卫兵

　　田炳信：那个年代流行一句话：“忠不忠，看行动。”现在的青少年很难理解当时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任何年代，光说不练都不行。1964年，由罗瑞卿倡导的全军大比武中，你也是尖子之一。

　　周玉书：1964年初，军委号召开展群众性大练兵运动，72师确定炮团司令部代表24军炮兵参加北京军区比赛，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团长常文焕带队，时任作训股长的我任组长，另外还有5人。6月初，我们赴河北宣化黄阳滩炮兵靶场参加有八个大单位参加的军区大比武，比武的内容很全面，基本覆盖了炮兵司令部战时各阶段的工作内容，结果我们拿了第一名，又代表北京军区炮兵参加在大连进行的全军炮兵司令部大比武。8月，比武在大连市北郊营城子地区进行，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我们又勇夺全国第一名，我个人成绩全部优秀，很不容易。那几个月里，我们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我的体重由60公斤降到了46公斤。比赛结束后，我们在大连机场受到了叶剑英元帅和杨勇、杨得志等首长的亲切接见，还合影留念。但在后来批判大比武时，这些都被作了全盘否定，我也因此检讨多次，还差点转了业，直到1978年7月，24军才为我们平了反。

　　田炳信：当了军队的“尖子”后，政治上会有什么待遇吗？

　　周玉书：那时候只讲精神鼓励。1966年9月，上级通知我参加国庆17周年观礼。解放军观礼代表共480人，其中北京军区25人，24军只有两个，我是北京军区的领队。9月28日，工农兵观礼代表总共1000多人住进了中南海，我们军队的住在甲区。

　　田炳信：甲区是什么概念？

　　周玉书：就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当时邓颖超同志负责总接待，我住的地方就在周总理家隔壁。在这里度过的3天时间虽然生活简朴，但却让我永生难忘，周总理曾经两次来查铺，邓颖超同志几次来检查我们的伙食。

　　9月30日下午召开的欢迎工农兵代表大会，陶铸、陈毅、谭震林等同志都出席了，周总理讲了话，陈永贵、王进喜作了报告。会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和代表们合影留念。

　　10月1日，我们早早起了床，9时乘车到天安门北的故宫院内，9时30分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西楼。10时，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东方红》的歌声中登上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开始后，工农兵代表都讲了话，军队代表是郭小四讲话。接下来是群众游行。

　　11时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的陪同下缓缓向我们走来，还和我们合影，“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十分激动，毛主席健康红润的笑容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10月3日下午，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陈毅元帅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严肃有力、有理有节，对造反派要夺权的讲话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说：“把权交给你们，我们不放心！”此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在北京市内参观两天后，军队代表分南北两路分乘专列到外地参观，我是北路，总共228人从北京到洛阳，尔后到西安、延安、成都、重庆，沿途受到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欢迎，观礼代表也作了多场报告。这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到处是大串联的人，但我们所到之处仍秩序井然。10月28日，我们回到北京。11月3日上午，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刘少奇等领导人检阅红卫兵，我们站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上，几次见到了毛主席。

　　军训红卫兵化解大武斗

　　田炳信：“文革”前夕，部队和地方的关系相当密切，军队、军服、红领章、红帽徽都是人们的崇拜物，军人的政治地位也十分高。

　　周玉书：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你比如，我还曾经接到军训红卫兵的任务。

　　田炳信：那是哪一年？

　　周玉书：1966年12月初，我们把红卫兵学生近7000人编成四个大队，我任团长，驻北京宣武区。被训的学生大都是高中生，每天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主题，训练这些乌合之众。期间我作了十几场报告，听众多达几万人。

　　12月下旬，在复兴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门前，我和几十万红卫兵受到毛主席、林彪、刘少奇主席、周总理等的检阅，首长们分乘8辆吉普车，由若干卡车解放军保卫，威武雄壮地慢速通过群众队伍，口号声此起彼伏。那天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刘少奇坐在第8台车上，仍然笑容满面。那天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3个月里我第5次见到毛主席。

　　田炳信：毛泽东当年8次检阅红卫兵，你由于身份特殊，参加过5次，后来3次为什么没再参加？

　　周玉书：情况有变嘛。1967年初，我奉命到天津延安中学、长征中学组训红卫兵，学习落实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经验，不久又被任命为唐山二中军训团长。唐山市这所重点中学有师生两千余人，当时二中的造反派是“红旗”，对立派叫“反复辟”，两派常有武斗。我带着20名干部战士进校后，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学习毛主席指示，以“复课闹革命”引导学生逐步走进课堂，又做老师们的工作，“解放”了校长刘金泊、支部书记刘智，他们被学生批斗了多次，很害怕，由于有军队的支持，才逐步站出来工作。经过反复工作，我还收回了被盗窃的十余支步枪。

　　那年6月22日，唐山铁道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和二中“红旗”联合，唐院“红旗”头头以二中武斗严重为名，骗着24军政委廖鼎林带着学生上街游行，到二中后，两派严重对立，我临危不惧，带着十几名战士插入两派之间，宣传政策，并采取措施让弱势一方退出现场，终使廖政委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二中复课很快受到冲击失败，但由于坚持不懈地做教师和学生骨干的工作，不久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使复课逐步走上正轨，我也被选为唐山市革委会委员，11月又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二中造反派学生还曾把一些干部扣押在学校，我发现后采取各种措施予以保护。河北省省长林铁、刘子厚，唐山专署专员马力被关在二中，我以安全等理由，派出哨兵加强警卫，并送去蚊帐、衣服等，使他们少受些苦。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被扣押在学校，每天只给几个窝窝头充饥，我便让军训团的通讯员买来猪头肉夹在窝窝头中送进去给他。这几位领导后来都以不同方式向军训团表示了感谢。

　　主席寿辰日骑摩托爬树

　　田炳信：听部队的一些领导说，你曾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演过一回骑摩托爬树的“特技”，是怎么回事？

　　周玉书：呵呵，其实是这么回事：1968年12月26日，我正在部队组织军训干部、战士做年终总结，唐山二中的工宣队来电话说他们要撤离了，希望能马上和我见见面，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当时团里没有小车，便让收发室的小李开摩托车送我到唐山。小李的开车技术尚可，但到开平附近，车忽然不听使唤，一头撞向路右边的大树，再从几米高摔下来，小李摔在树下登时昏倒过去，我坐的右车斗厢也给撞扁了，右脚夹在当中，当时还没有痛感。等两旁的行人迅速围过来，又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将我俩抬上车，我顿时便感到脚上刺痛无比，很快就不省人事了。人们把我们送进唐山255医院，拍照后发现我的右髋关节脱臼，左膝和脸胸多处受伤。我在一阵剧痛中醒来，问了一下小李的情况，得知他伤无大碍，便又昏迷过去了。后来一位外科医生为我做关节复位，他说要恢复快就不要打麻药了，然后挥动双手几次帮我复位都未成，痛得我实在难忍，最后还是得做全麻。我只听到“咯喇”一声响，医生、护士都同声说“复位了”。3天后，我脱离了危险。

　　这事我第5天后才告诉给妻子，她带着儿子、女儿跑来看我，大惊一场。后来我被“特护”了一个多月，负责照顾我的护士叫杨雅琴，在她的全力照顾下我恢复很快，可惜后来她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了。我住院那段时间，唐山地、市的领导，各界人士看望不断。特别是头十天，因为不准进病房，只留一条门缝让他们看我一眼，他们只好在门边鞠一躬就走了，搞得跟“向遗体告别”差不多。后来同志们就把这次车祸笑称是“周玉书骑摩托爬树”。

　　“红人”变“黑人”百折不挠

　　田炳信：有一个顺口溜说：“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很像中国政治一会阴一会阳的特征。“文革”中，这种反复无常是否更明显？

　　周玉书：有的变化很清楚，有的变化就糊涂。1969年4月，团党委进行整风，纯洁思想，纯洁组织。这时我已被任命为副团长、团党委常委。当时的要求是肃清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划清路线是非，发动群众向党委提意见，向常委成员提批评，实际是以我为重点，批判大比武，说我是罗瑞卿的“黑炮弹”、“黑尖子”、“假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打倒周玉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就在我做个人检讨的前一晚，团派了一位姓周的副政委对我进行“思想互助”，要我深挖思想根源，坦白承认错误。我对他说：“我们是一家子，都姓周，讲实在话，军人练武，有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有什么错。”两人不欢而散。第二天的大会上，他首先要我检讨。我说没有准备好，今天不讲。他便发言说周玉书态度不老实，昨晚还和我拉家族关系，企图蒙混过关，等等。后来三次检讨都没过关，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工具，不够格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比武时我连团党委委员都不是；不是假学毛著的积极分子，我学毛著的心得体会是实话实说，有据可查；我的事迹材料是理论结合实际的产物，经得起检验……

　　田炳信：现在官场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有的人是重用，有的人是利用，有的人是使用。你受到批判后，是否变成一个只被使用的干部？

　　周玉书：是这样。被批判后，就没在副团长的岗位上很好地工作过，出公差较多。1970年7月，我被调到军司令部作训处任副处长，领导的说法是给我变动一下环境，但以我已经5年副团职的资历来当一个第三副处长，绝不是重用。我负责干部训练和作战工作，但核心军事机密都不能接触。由指挥员转为参谋人员，由团队到军机关，由炮兵改行合成，这三个转变，给我带来了新的难题，必须从头学起，但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这又使我得以学习到新的专业，后来才有机会得到新的升迁。比如通过林彪“9·13”事件后的临战指挥，我研究了苏军的战略战术，并利用下部队和拟定作战方案的机会，熟悉燕山地区的复杂的地形、气象和社会等情况，并归纳成简要易记的材料，大受欢迎，被粟裕、杨得志、杨勇、李德生、肖华等誉为“燕山通”。经过分析整理，我编写了《燕山兵要地志》，提出了《山区作战方案》的建议。我还花大气力学习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人民战争、歼灭战、运动战、游击战等核心内容，《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以及古今名将传略，苏联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史、战略。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以后的任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从炮兵转行合成的最大收获。

　　田炳信：面对挫折你没有消沉，你是怎么想的？

　　周玉书：我由初级指挥员走向高级干部的道路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比武尖子———优秀教练员———“燕山通”。我的体会是成功要靠百折不挠，天才就是勤奋，天才全靠积累。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