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4}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们把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献给读者朋友。书中翔实地记述了胡耀邦同志最后的岁月，作者情感蕴积多年，和泪而成此书，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对父亲的无尽思念。 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胡耀邦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读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这个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4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母亲看着父亲出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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