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虐式“军令状”是变相奴化

　　□李劭强

　　如果完不成“自订”销售任务：9月，到解放碑步行街做100个俯卧撑；10月，从公司赤膊上阵奔跑至朝天门；11月，“冬泳”……以上是渝中区某公司销售部门立下的“军令状”，做不到就承担后果。对此，公司销售部杨经理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锻炼员工的品德、意志，有助于打造一支吃苦耐劳、战斗力强的团队。（《重庆晨报》11月30日）对于非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这一点那些“自虐”的员工也未必不知。新闻中也说，有人在不愿意的情况下，委屈自己“自愿”接受“自虐”的待遇，其动机仅仅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这种似显矛盾的做法并不是难以理解：在一个强调整体排斥异己的集体中，最保险的处事方式就是跟从多数的步伐，做一个不显山露水的普通人。惟有盲目的服从，才能获得集体的接受和容纳。我们不难预见，如果一个不愿主动受虐的员工，他在一个以“自虐”为企业文化的环境中，会获得怎样的评价？

　　所以，尽管企业口口声声说员工是自愿的，但实际上，他们的默许和纵容一直在间接的施压。在就业处境艰难的现实压力下，没有员工会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而在资强劳弱的力量对比中，也没有员工敢于同老板讨价还价。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委屈自己、迎合老板，按照老板的意愿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员工。

　　因此，我们可以说，真正促使员工喜欢上“自虐”的，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勇敢或自责，而是企业的隐性压迫。如果企业认识到员工“自虐”的不妥，只要他们一个明确的禁止，便可以使那些并非冬泳爱好者的员工脱离苦海。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他们坚持的原因，自然也不是由于员工的自愿，或者他们对“自虐”出业绩的认同，而是觉得“自虐”式服从可以训练出具有奴性的听话的员工。

　　这种企图很容易理解。一方面，企业通过胁迫实现了对员工的变相惩罚；另一方面，却因员工的“自愿”逃过了法律的约束。于是，在“自愿”这块民主的遮羞布下，心有恶念的企业轻易地实现了对员工的奴役：他们不仅可以对员工进行处罚，而且还给这种处罚披上了关心的外衣。无疑，这种具有欺骗性的手段，可以从身体和思想两方面实现对员工的控制。而在旁观者看来，这种贪婪的控制欲，才是企业坚持和赞赏自虐式“军令状”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