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经济学”大家谈（下）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生于美国，1979年因为“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先提出“穷人经济学”。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

　　卢周来：青年经济学家，主要著作为《穷人经济学》、《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等

　　李昌平：知名三农问题专家，曾上书总理呼吁关注三农问题

　　秋风：青年学者□本报记者晓刚采访整理

　　记者：“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税取消，农民本来就是非城市意义上的纳税人，这种补贴的合理性，除了农业曾经为城市的发展有过剪刀差的贡献，还有什么？您认为，农村的新增财力应该最先投向那些领域？为什么？

　　党国英：政府补贴的合理性其实是很难判断的，甚至很难用所谓“剪刀差”做这种支持的理由。事实上，有的国家也没有补贴。在欧美国家，农业经济学家对政府补贴的意义颇有争议。但中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我以为有合理性。农民收入很低是一个重要理由，这是为了社会公正。稳定粮食生产是另一个理由。但这两个理由要求不同的补贴方式。为了社会公正，应该向小农补助；为了稳定粮食生产，不同的年份可以按粮食供需的不同来补助。现在的补贴数量还很小，区别这种补贴尚无必要，以后要区别开来，并在补贴方式上有所变革。

　　国家财政在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是可能的，但很难一般地说把新增财力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支票不能开得太大，因为很难做到。我以为，今后建设新农村要有重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加重农民负担。

　　秋风：政府增加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资，是对原来的财政政策的一种反拨。农民之所以有权享有这些财政福利，仅因为他们是公民。享有财政福利的权利，与其税收贡献是没有关系的。

　　李昌平：美国和欧洲1000万左右的农民，每年对农民的补贴是1700亿美元。中国去年对农民的粮食补贴是130亿元人民币，但中国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承担的税收约4000亿人民币。农民没有纳税是错误的说法。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补贴农民（农业）的，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生态性、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决定的。基于过去“农业税”的历史，中国就更要补贴了。

　　财政对农民支出比例的提高，不是对农民的特殊照顾，是要逐步落实平等公民待遇问题，因为农民有平等分享国家财政资源的国民权利。财政对农村／农业支出比例的提高，是国家发展战略考虑，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理解为是对农民的特殊照顾。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主要应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二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三是新村镇规划建设；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农村教育要依法一次性补齐，法律怎么规定就应该怎么落实。新增财力要在教育平等的前提下加以考量。否则，新增的量会很大，但上述四个方面的可用资金不会很多。

　　卢周来：首先需要更正一个说法：取消了农业税，农民就不再是纳税人。不是只有在税务部门的“窗口”交纳了税收的自然人或法人才叫纳税人。比如，农民通过购买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也间接交纳了税收。同样，在城市，“纳税人”也不只是那些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上的人。否则，“为纳税人服务”就成了“为有钱人”服务了。

　　农业并非只曾经为城市的发展有过剪刀差的贡献，农业至今在为工业与城市服务。由于农产品的可替代性强，造成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始终较低。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农产品的需求基本是无弹性的，所以我们才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村部门还在为城市与工业化作贡献，即我前面说过的为城市与工业提供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这又是支撑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生产要素。

　　在取消农业税时有人说这样不妥。但实际情况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只有中国农民还在交税，而其他国家早已对农业实现了免税加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6月21日发布年度报告称，2004年该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较上一年增长9％，达到2790亿美元，约占农业收入的30％。如果算上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660亿美元补贴，200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6％。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补贴率（农业补贴与农业收入之比）低于5％，而瑞士农业补贴率高达71％。美国和加拿大为18％和21％，欧盟成员国为33％，日本和韩国为56％和63％。

　　因为要遵守WTO有关规定，因此，今后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新增投入不能直接放在价格环节，而应该放在农业部门的基础建设。这也是舒尔茨强调的观点。重要领域是三块：一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一定要落实义务教育免费的目标；二是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国家实行部分补贴；三是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项目投资以及农田、水利与道路的整治。

　　记者：看来，“穷人经济学”牵涉到的一些政策，比如农业反哺工业、取消农业税等等，都是政府如何重新配置资源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层面去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衡量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基本公平的？

　　卢周来：转型期国家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涉及到最大范围的产权重新界定，而产权的重新界定与保护都是政府之手在背后起作用。只有当转型完成，大的利益格局调整基本到位后，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才放在首位。

　　去年我在为姚洋先生主编的《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写书评时（后发表于吴敬琏、江平主编的《洪范评论》第1期），我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而在当下转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都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特别进入本世纪初，改革中矛盾的累积使得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抬头看天”：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

　　因此，中国将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且，在大的利益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中国还将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这与现代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秋风：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才能让财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再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计算出哪种资源配置模式是基本公平的。因此，计划经济是根本行不通的。至于财政，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需要通过政治领域的可取的程序来解决，那就是民主。人大应更充分地反映民意。

　　李昌平：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和途径一定要改革，要改权力配置为法律配置，改专项配置（条条）为主为一般配置（块块）为主。资源使用管理方式也要改革。如果不改革，不扩大基层政府和农民的权利，层层雁过拔毛和官商勾结就不可避免，转移支付资金虽增加，难保大钱只能办小事、办坏事。

　　记者：穷人经济学的说法，以穷人为切入点，似乎就预设了穷人、富人的对立。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应该最终把落脚点归于何处？

　　党国英：在贫富差异问题上，的确要防范左倾浪漫主义。我想，处理好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基本的思路。这三方面工作要做好，政府行为是关键。没有一个民主的有效率的政府，即使劫富济贫，也帮助不了穷人。所以，政府的改革恐怕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落脚点。

　　秋风：政治安排、政策设计应当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个人，平等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财产，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无论贫富，自得其乐。

　　李昌平：穷人经济学不是将穷人和富人作为对立来考察的。而是站在人的权利的角度，考察权利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扩大穷人的基本权利。这对富人也是有好处的。穷人经济学完全与左倾不沾边。

　　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不尊重穷人（弱势群体）权利的“代价论”，它是极左“革命论”的一种翻版。

　　卢周来：现在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会出现左倾的危险，坦率地说，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还是从舒尔茨说起。舒尔茨当年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恰恰包含了他对于主流经济学对穷人的歧视的强烈不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舒尔茨强调，“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句话正是针对主流经济学家说的。舒尔茨指出，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

　　再看现实。我们现在提出“穷人的经济学”，无非是想使下一阶段的改革能关照到大众的利益，使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成果能为大众所分享，这不会导致左倾。

　　我的担心正好相反：即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作为前一阶段制度转型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形成奥尔森所说的“分利联盟”。这种“分利联盟”可能使中国的改革成为一种半拉子改革。一开始，他们都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是发现目前的状况是最符合这几个集团的需要的，为维护既得利益，所以他们说：改革到此为止吧！从原来的改革派变成今天的保守派。这种半拉子改革比不改革更加可怕。它不仅阻碍改革，还将继续恶化社会不公平。

　　中国和谐社会的落脚点在哪里？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更市场经济，更社会主义。前者使得社会中强者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后者能使社会保持秩序与公正。这不仅符合柏拉图最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强者支撑社会，社会帮助弱者，也符合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即市场运作保护效率，政府公共政策维护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