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的化工，绕得开的事故

　　赵军摄

　　●与矿难或其他安全事故相比，化工生产的潜在危险性尤应引起高度重视

　　●国外有那么多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为什么我们还在重复着别人吃过的亏？

　　●高压态势下，事故为什么依旧频发？我们是不是过于夸大了综合监督的作用，而漠视了企业主体内激动力和基层的基础性作用？

　　崔克清，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南京工业大学安全工程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70年起，他开始潜心研究安全科学与工程技术，先后50多次担任国内重特大事故专家组成员或组长，独立完成的化工装置爆炸模式与分析鉴定技术研究成果，被鉴定为世界领先水平。著有安全类的书籍20多部，其中《化学安全工程学》被认为填补国内学科空白，《安全工程大辞典》在海内外亦有广泛影响。

　　化工是柄“双刃剑”，可惜，我们对它的危险性疏忽了

　　记者：影响颇大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现已查明由11月13日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所致。这次事件，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原来化工灾难甚至比矿难还可怕。

　　崔克清：吉化双苯厂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我就接到中国化工安全卫生技术协会理事长万世波同志的电话，因为国内同类型的装置曾经多次发生爆炸，其中有5次我曾参加技术鉴定。每次听到这类事故，都让我特别想重申那句话：化学物质是柄“双刃剑”。可惜，很多时候似乎更愿意看到化学物质造福人类的一面，却疏忽了它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另一面。这种危险性，并不像刀、枪、水、火那样外露、易识，常常是潜在的。

　　记者：“潜在危险性”究竟有多危险？

　　崔克清：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时间的潜伏性，许多化学物质都是经过多少年之后才认识到它的危险性。滴滴涕你一定听说过，它曾作为杀虫剂在农业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二战期间野战军用它在帐篷里减蚊、防治疟疾。因为这，发现者米勒在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可日后，滴滴涕却逐渐暴露出了它在自然界的难分解性、生物浓缩性，具有长期毒害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被一些发达国家划入了受控制的化学物质之列。

　　除毒害性外，化学物质还可能有燃爆、腐蚀、放射等潜在危险性，潜伏深度可能极不相同。当这些危险性通过所酿成的事故或科学试验暴露、揭示出来并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为危险性化学物质。

　　当然，对这一点，人类的认识也是渐进的。上世纪60年代前，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人的生命威胁；之后，随着化学物质对环境、进而也对人的健康造成的危害逐渐显露，才开始提高对化学物质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性的认识。

　　另一个方面，是化工生产运行过程安全问题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化工生产的重要特点是连续化、自动化、高参数运行、高能量储备，安全问题隐藏于每一个环节中，稍有失误、失控，就会导致系统或整体出现问题。许多重大的灾难，往往就是由一个小小缺陷引发。成熟的生产装置和生产过程，也可能因某些安全问题没有认识而发生事故。硝铵生产有上百年的历史，但1998年我国某工厂硝铵装置发生大爆炸，当场死伤80余人，而这样的事故全世界都没有遇到过。

　　所以，与矿难或其他灾难相比，化工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往往隐藏于运行过程之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轻视。但无数灾难和事故证明，忽视化工生产和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非常惊人的。

　　不是必须亲历一次事故，才能唤起安全意识

　　记者：近年来，我国连续不断发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灾害性事故。据“中国化工安全网”数据显示，自2005年1月5日至12月1日，全国共发生723起化工安全事故。究竟是化学工业大发展时的一种阶段性正常现象，还是暴露出了我国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

　　崔克清：两个因素都有。

　　上世纪60、70年代，在经济发达国家，大化工生产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一大支柱，而且是最活跃、最具经济效益的产业。但同时，大化工生产过程的灾害性事故和危险化学物质的社会灾难也越来越严重。

　　那段时间的大事故相当密集。比如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工厂环己烷泄漏事故，造成30人伤亡，迫使22万人紧急疏散；1984年墨西哥城液化石油气爆炸事故，使650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同年，印度博帕尔市郊农药厂发生甲基异氰酸盐泄漏的恶性中毒事故，有2500多人中毒死亡，20余万人中毒受伤且其中大多数人双目失明致残，67万人受到残留毒气的影响……

　　记者：中国现在也开始进入大化工时代了。尤其是不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纷纷把化工产业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根据大化工的运行特点搞好安全生产？

　　崔克清：是的，我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大化工时代的，比发达国家晚了15—20年。事实上，在我国现代化工业还处于萌芽阶段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无数血的教训，在化工安全的许多重大理念和技术工程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外既然有了这么多经验、模式，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避免重蹈覆辙？

　　比如，英国是最早系统地研究重大危险设施（源）控制技术的国家。早在1974年6月弗利克斯巴勒爆炸事故发生后，英国卫生与安全委员会就设立了重大危险咨询委员会，随后，英国卫生与安全监察局专门设立了重大危险管理处；美国于1990年提出了过程安全管理标准和清洁空气行动修正案，对所有危害以严重度进行分级，采取适宜的控制措施；澳大利亚国家职业安全卫生委员会在1996年颁布了重大危险设施（源）控制国家标准和实施控制规定，并在2001年批准公布了重大危险设施（源）的第一个年度公告。更有甚者，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是将危险化学品的开发和应用安全问题列为高科技领域。

　　记者：我们曾经调查采访过化学危险品运输，结果相当吃惊：别说什么操作规范、应急预案了，驾驶员连最基本的防护常识都不懂。发生事故后，施救的往往不是专业人员，而救援者反被化学品所伤的尴尬屡屡出现。就拿这次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说吧，据说，当时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时，消防队员喷水灭火，火是灭了，但裹挟着苯物质的消防水汇到了松花江水系，造成水体受污，继而是哈尔滨非同小可的停水行为。

　　崔克清：这正是我所说的“不应该”的地方。像最近大家热议的安全事故应急系统问题，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城市与企业的应急救援系统都相当完备，有的系统经验积累甚至有上百年历史，这些经验积累我们就完全可以借鉴嘛。

　　不是说人们非得要亲身经历一次事故，一个单位必须亲身蒙受一场灾难，才会有安全意识，那样代价未免太沉痛。每一次事故，每一场灾难，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吸取，举一反三。前车之鉴，是最好的后事之师。可惜，我们很多地方、很多企业，把“师”丢在了脑后，结果是不断重复过去发生过的事故。

　　化工安全拒绝“门外汉”指挥

　　记者：您先后50多次担任国内重特大事故专家组成员或组长。今年发生的好几起事故，如“4·1”京沪高速公路液氯泄漏事件，无锡地区的两次爆炸事故、吉化公司双苯厂的爆炸事故，您都先后到现场调查解决。在您看来，在化工安全生产方面，我们究竟还缺失什么？

　　崔克清：研究事故发生的规律，你就会认识到，安全的本质含义应该包括预知、预测、分析危险和限制、控制、消除危险两个方面。无数事实说明，对危险茫然无知、没有预防和控制危险能力的“安全”，是盲目、虚假的安全。仅凭人们自我感觉的“安全”，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安全。

　　安全生产体系中，没有99％安全的概念，它必须是百分百的。一个爆炸性危险场所中，99％的电器设备都是防爆的，只有一个开关不防爆，这个场所就不安全。

　　另外，采取落后的技术索取高额的回报，在安全上是要花大代价的。这同样有惨痛教训。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在许多西方核专家看来，事故的真正原因是：前苏联采用过时的压力管式石墨、沸水堆技术这种落后的技术工艺，缺乏先进的、高完整的安全控制与事故预防系统。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在化工安全生产方面，尤其不允许“门外汉”在那里瞎指辉，因为这种错误导致的结果是无法挽回的。我国多年来各个行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安全生产专业人才队伍，但产业部撤消以后，这些专业人才大量流失了。

　　记者：中央对安全生产相当重视，而且实行严厉的问责。就在前几天，中央领导还就包括松花江苯污染事件等安全事故的发生发表了重要讲话，态度之坚决，口气之严厉，更甚从前。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为什么还是事故频发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很多事故，常常惊人的相似。

　　崔克清：你说到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事故频发？除了前面提到的现象，也许我们同时也应反思：这些年，我们是不是过于夸大了综合监督的作用，而漠视了企业主体内激动力和基层的基础性作用？

　　事故发生在企业和基层，无论事故损失多么惨重，影响范围有多大，但是发生事故的原因往往是生产运行过程中的某个相关环节出了问题，安全生产的最高目标是预防和避免事故的发生，尤其是预防和避免灾害性事故的发生，而这种预防和避免措施都是靠企业和基层一个一个的岗位、一个一个的环节才能落到实处的。基层和基础不安全，这是最大的不安全，任凭你在上面怎么喊、怎么叫那又有什么用呢？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强势的行业性管理和到位的专业性指导，依靠企业的内激动力和作业人员的责任心和专业素质。

　　《华东新闻》(2005年12月02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