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别调查阵容凸显医疗监管失范

　　曹 林

　　这几天最牵引舆论的话题，莫过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案。继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等部门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公安部日前也已介入调查，专案组有关人员已经与死者家属接触，并取走了一批资料，医院的账户已经被封了。

　　事件发展到这里，很多人一定感觉到了一种“大快人心”的欣慰，如此高级别的部门参与了调查，看当初狂言“还漏收了许多”的医院还怎么嚣张；如此多的部门介入此事，荒诞离奇背后的极端腐败有望大白于天下——可随着介入部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笔者的心情也越来越复杂沉重：查清一起医疗收费案，需要动用这么多、这么高的部门吗，如此复杂、高成本、远距离的“监管模式”可以复制吗？

　　如果既有的监管制度能够高效运作，是不会动用如此高级别、多部门之调查组的。据报道，死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在此之前，他们曾尝试过走正常路子，可“正常路子”给出的调查结果很难让家属满意。

　　高级别调查阵容出马的背后，是本地既有监管模式的失范：本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本地医院模式漏洞百出，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如此“漏洞百出”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维权病人的艰难和辛酸：被蒙了500多万，家属才会写信惊动中纪委和公安部，可如果仅仅是一瓶盐水、几根插管、几元的收费“误差”，病人又该如何去维权？也要劳中纪委、公安部大驾吗？可13亿人的憋屈凝聚起来，又何止500万？

　　中纪委、公安部等部门组成调查团，这个权利救济渠道太复杂太特别了，特别得不可复制，复杂得难以企及。如果既有的医疗监管是规范化程序化的，那必然也是简单的，病人一个举报，调查系统会立即灵敏地启动起来。一个可复制的监管模式还必须是低成本的，因为低成本才能普及；一个可复制的监管模式还必须是近距离的，让寻求救济者伸手可及。